《怎样做大国》连载之四

　　

　　中国巨大的经济产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余。但因为自己没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债券。自己财富的保值，不得不听命于人。这也是建立中国的世界金融中心的迫切性所在。那么，中国怎样把上海这个大都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先生提出了四点必要条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在此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两条：宪政制度和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

　　

　　关于宪政制度之重要，前文已经论及。事实上，到了十八世纪，金融市场的威力已经被充分认识。但是，真正能够发展起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多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基本都采取的是共和体制。在尼德兰，中央政府的任何财政需求，都必须经过联省议会的批准；联省议会的各省代表，又必须根据本省议会的授权投票；省议会的财政行为，则必须要获得在省议会有投票权的城市的认可；城市的政府，则受到那些不停地买卖股票和债券的市民的影响和控制。可见，影响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经常是同一批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股市才对政治放心。这是宪政制度和金融市场亲和力之所在。伦敦金融市场的崛起，也在于英国王室或政府的任何财政行为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政府是有限的、负责的。华尔街的崛起，其政治架构是总统必须到国会要拨款才能治理。所以，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国债的利率竟仍然比拥有大量外汇盈余的中国的国债还低。这主要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和宪政的亲和力，使投资人对美国政府更有信心一些。相反，象法国的波旁王朝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建立自己的金融市场，但种种努力都以金融灾难而结束。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自己坐在银山上走向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但这个市场不是想建就能建的。

　　

　　信息充分自由的流动，则是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之所以成为“欧洲的华尔街”，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信息最灵通。这些城市的商船四通八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孔道，甚至连欧洲各王室也要依赖意大利的商人获得海外资讯。佛罗伦萨不仅产生了许多银行家，更产生了彼得拉克、薄卡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里等一批文化巨人。没有开放的文化，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十六世纪的荷兰，基本是欧洲言论出版最发达、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宽容的地方，使得五方杂处。这就保证了资讯的畅通。再看十九世纪至今的伦敦和纽约，全是出版之都、报业之都，言论自由有着最严格的保障。金融市场之所以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就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完全在政府的把握之外的资源和个人，都会根据这个神经中枢所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宪政政府之所以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就在于这种政府没有控制和垄断这个神经中枢的野心和能力，只能根据这个中枢发出的信号来行动。一旦政府控制了这一神经中枢，妨碍了其信息传递的功能，社会就不在把使用这个神经中枢，建好的金融中心也无法发挥作用。

　　

　　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和建立“世界工厂”是非常不同的事业。上海至少要成为世界上说话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对外资讯交流最顺畅的地方之一，是经济的神经中枢能够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自由发布信号、传递信息。否则，世界金融中心在中国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千秋大业并非金融界本身的事，也是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距离世界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从2009年五月“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克鲁格曼在他的中国之行中，和中国经济学家、媒体有了激烈的交火。他认为，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的理由，其实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过：从来是富人借钱给穷人。难道穷人借钱给富人不奇怪吗？此其一。第二点，不知道克鲁格曼是否谈及，反正我是讲了。中国是发展中经济，而且是高速发展中的经济。过去的增长率经常是两位数，如今即使增长放缓，也大致能保持个百分之七八的增长率吧。美国是个发达的成熟经济。经济过热时也不过是百分之四五的增长而已。如今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钱投到高增长率的经济里理应回报率高。怎么会出现高增长率的国家把钱借给低增长率的国家呢？打个不是那么恰当但很直观的比方，你把钱存到银行，如果放着9%的年息不要，而选择了2%的年息，你是否“非常奇怪”呢？

　　

　　看报道，在会场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中国贸易顺差主要仍在于“比较优势”，外汇储备买美国债券更是“迫不得已”。“ 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不能有效地把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用出去，所以政府有多个部门在做向外投资。从过去一二十年看，美国等外国债权买得最多也相对最安全。”“中国的东西为什么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呢？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进成本，所以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王先生讲的，可谓句句到位。但是，我总觉得他其实是在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克鲁格曼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的地方是他认为中国的出口盈余不是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而是政策的结果。王先生说“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配套都没有进成本”，这些难道不都是有关政策的后果吗？

　　

　　其实，冷静想想，克鲁格曼还是点出了中国经济的两个要害。对此王松奇先生也看得一清二楚。第一，中国的金融市场太落后，有钱也不知道怎么花。不然为什么要有把上海建设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呢？第二，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比如医疗保险、教育投入、退休保障等等。这些基本的社会开支，其实都是劳动力价格的组成部分。教育是创造劳动力价值手段，医疗保险则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保修”… 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如果对劳动力的这些基本投资都省去，当然人为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中国制造”自然特别便宜。这种便宜当然不属于“比较优势”。

　　

　　几年前，我针对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衬衫经济学”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其要旨就是呼吁制定完备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法规，给为中国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民工们提供医疗、退休、子女教育等等基本的社会服务，完全支付劳动力的成本。现在中国需要作的事情很多，比如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才行。如果放着这些不作，而把钱放在美国的债券上，这怎么能不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呢？

　　

　　如今，中国有句流行词，叫作“中国不高兴”。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不高兴”，甚至媒体也跟着很“不高兴”。比如有家媒体就发表篇短评，题目叫《克鲁格曼很爱国》，讽刺克鲁格曼一味为美国说话，最后得出结论：“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本人对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的许多言论并不以为然，也不认为他在中国讲的这些话体现了多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的智慧。但是，把他的讲演说成是以捍卫美国利益为优先、放弃了经济学的原则，却实在太离谱儿了。美国的政治家必须捍卫美国的利益。经济学家则需要捍卫自己的学术准则。我实在看不出克鲁格曼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违背了什么经济学家的准则。请问：当今中美关系中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利益？你看看希拉里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的言论就一清二楚，那就是劝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其他问题都在其次。克鲁格曼的言行则正好相反，多少说明他作为经济学家还是独立于政治的。

　　

　　要知道，负债累累的美国，要走出目前的危机必须大量借债。中国购买美国的债券，会大大降低美国国债的利息、降低借债的成本。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特别是最近，美国发放的国债市场反应不佳，中国等债权国对继续认购美国国债已经不那么热心，导致了国债利息的上升。华尔街不少人认为这是对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非常惊恐。在这节骨眼上，克鲁格曼跑到美国最大的债主那里，提醒大家对购买美国国债要三思而后行，这也叫“爱国”吗？与此相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媒体在“爱国”的大旗下“一致对外”，很“不高兴”地和克鲁格曼较量上了。这还有什么学术的客观呢？

　　近代西方的崛起，仰仗于金融市场。政府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无法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制造出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那些服从金融市场的指挥、利用金融规律来达到政治目标的国家，往往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华尔街。那些试图以政治目标制造、控制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波旁王朝的法国，最终导致了财政破产。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必须摆脱“不高兴”式的廉价经济民族主义，根据金融市场的信号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觉得金融市场是几个人或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利益”来操控的。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所揭示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媒体在这方面还不及格。中国在营造世界金融中心的软环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