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在民有

——追思华贻芳先生

中国在改革开放十几年后，于1992年确定目标模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规律，这就是民办、民营、民有。今天是华贻芳先生去世四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开会追思他。我感到老华是幸运的，他参加了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而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并且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贵在民办》。到了九十年代，他又积极支持从民办到民营的发展转变，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他全面思考中国民有经济的发展。说他幸运，是因为他参与了民办、参与了民营、参与了民办与民营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根本性的。说他幸运，是四年以前他就撒手人寰，他不用再为国进民退而生气，不用再为金融危机而担忧，不用再为民有的目标未完成而苦恼。可以说，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这些事情也可以理解成很多遗憾,这些事情正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要思考、努力和推进的。

我和老华是90年代初认识的。在80年代，我主要从事中国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与经济没有太大关系。8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大的问题。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出国了，但是我没有。我和很多人讲到，我要融入中国经济，在市场上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时候开始，由于武文生去了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我开始了解华贻芳。华贻芳的性格确实具有新经济的风格，用创新网络的语言说，华贻芳是个结网的人。他很注意和不同的人发生联系，而且他也很重视为别人结网，我的几个老师都和他比较熟悉。后来我仔细了解，发现老华人际关系很广泛，几乎和原来杭州地下党都有密切的联系，许良英、范岱年也多次跟我提到他。当时，林京耀先生推荐我去找陆薇薇，出任《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主任。此后我与老华谈得很多，也很深，取得了很多思想上的一致性。我也从华贻芳那儿真正的了解和熟悉更多的民营企业家。老华是个充满朝气的人，在我主持《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的时候，与他见面很多。他不光与我交流，还与杂志编辑部的同事们来往很多。我主持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以后，当时我80年代的很多朋友都到了杂志社一起工作，这些人有北大的、清华的、中科院的，大约10几个人。老华对这些人很感兴趣，多次和我们这些做杂志的一起交流、吃饭，为我们这些朋友帮忙很多。

在此期间，他总是在宣传他的《走向新天地》这本书，书中从政治、经济多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进行了反思。他最后提到：“要走向言行一致的新天地”。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使中国人的言行走出假、大、空，并趋向于言行一致。现在距离言行一致越来越远，这一点在民办的发展历程上显得尤其突出。在民办之初，民营企业家提出了四自原则，即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时海淀工商注册时都以四自原则作为民办科技企业的一个标准。可以说，当时公司法还没有颁布，中国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很模糊，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就开始了关于民办的探索。

将民办科技企业改为民营科技企业是1993年的事，恰好这年我进入民办科技领域。华贻芳在这个转变中起到很大作用，他给宋健写信，与民营企业家段永基、柳传志等沟通，将“民办”改为“民营”，重要原因就是要将一大批“国有民营”的科技企业也纳入新型的、按照“四自原则”运行的科技实业队伍。从“民办”到“民营”，使这支队伍一下扩充了许多。现在回忆起来，九十年代初之所以民办改民营更多的是策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形势使然。因为“民营”强调的是不触动产权制度前提下的经营机制改革，这在当时是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但是，无论是民办、还是民营，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企业产权问题。从中关村的历史看来，民办改民营正是“两通两海”走向“四方联”的关键时期。方正和联想一个以北大产权为主，一个以科学院产权为主，两个企业都是按四自原则组建的，但随着企业由小到大，企业在产权制度方面遇到的问题开始突现出来。

中关村企业所期望解决的产权问题在九十年代始终未能解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产权问题逐步被股权激励问题所取代。但是我认为，产权不清问题与股权激励问题是两个差距很大的问题，后者并不能替代前者。实际上，中关村上一代企业家所面临的产权不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新出现的企业家也有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隐患。关于风险企业的产权问题，我与华贻芳有过多次交流，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基本上都是风险企业。风险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创业者与企业的资金供给者共享产权，它与“谁投资，谁所有”的传统产权制度完全不同。联想、方正、紫光都应该被认为是风险企业，正因为如此，创业者才理直气壮提出产权问题。风险企业的产权问题变为股权激励问题以后，风险企业的特征被掩盖了，创业者的基本权益也被忽视了。今年我去硅谷，见到萨克森尼安，她说中关村不是最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因为中关村的长城润滑油是典型的国有企业。萨克森尼安来到中关村，看的几个企业都是国企，她认为国企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活跃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与其它地区相比，台湾以家族企业为主，但新竹的企业都有别于台湾一般企业，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而这些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大多是由创业者创办的风险企业由小逐步成长起来的。期间，以创业者为主，风险投资起很大的作用。印度班加罗尔的成功也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的成功。硅谷创业者通过创办企业获得了大量财富（股权转让），然后再利用获得的财富进行天使投资，实现了资金从创业到增值，再到投资创业的循环运作。而中关村并没有这样一种循环。今天在座的科海的陈庆振、康拓的秦革已经从他们所创办的企业退休了。他们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一点股权也没有，退休以后只能拿到很微薄的退休金。他们没有资金作天使投资，也就很难把他们的智慧和经验转化成新的企业。我认为，老华没完成的事情就是产权问题，这也就是“民有”的问题。从“民办”、“民营”，再到“民有”，产权问题要重新提起。中关村要把这条路走通，即民营企业家、创业者成功以后再做天使投资使中关村的创新经济循环起来。

今天杜光谈到华贻芳晚年对民有经济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从更大范围看，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但是我认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国进民退的局面愈演愈烈，中国的改革离着民有经济的目标差得越来越远，可能我们还要经过很多努力才能实现老华民有经济的目标。

今天我想借助老华追思会重新呼吁中关村产权改革。这是中关村能否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

我的相关日志：

价值中国

新知识 - 新思想 - 新经济实名制-专业主义-权益激励

您还没有登录，请您登录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