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不管人民币是不是升值，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还在于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创业投资体系，而不是一味把希望寄托在创业板身上。邓小平说：“金融活了，整盘棋都活了。”金融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调整相对畸形的金融市场结构。调好了，就能更好的服务中国经济。调不好结构妄谈8%。只能是自欺欺人。什么时候，银行，证券交易市场、股权投资市场，能够形成三足鼎立局势、亦或为倒金字塔的形状。4000万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会得到显著消解。商业银行的部分资产如果不流向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当中，必将无法有效分解金融风险。而发展创投事业的关键又在于找到和培养尊重国情的创投队伍去执行。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干合适的事。尊重国情的金融人才，必将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宏图中的弄潮儿，引领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促进金融创新，首先应找到这些为中国金融创新“打灯笼”的人。

　　最近几个月，中央拨给地方的政府引导基金开始逐渐增多。但地方政府不会操作。中央也没有给出标准和办法。有的政府就去聘请一些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有所研究的律师顾问团，这本身没啥错。错就错在这些律师一旦和政府的部分官员“黏糊”在一起，遴选管理机构的标准就会出问题。最近走访了几家外资创投公司。很有趣的是：他们迷信财务公司提供的项目（财务公司把项目进行二次包装），并且在尽职调查时，自己公司的投资经理不去，反而更加信赖第三方中介，这可能与海外LP的要求有所关联。但弊端也很明显：公司会逐渐养成“懒惰”的习惯，长此以往，“投十中三”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此，中国民资不会把钱交给这样的创投机构打理，输不起。这样的创投机构怎么可能赢得中国民资的信赖？在中国，懒惰且业务不精的投资公司需要学习袁隆平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他如何采用科学育种的方法论几十年如一日在一线实践，努力提高亩产量和稻米质量。另外，在中国做创投要拿公司自己的钱来进行股权投资，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做多大事。但不要借人家的钱，不要有负债。发展慢一点，少赚点钱不要紧，但不要拿着公司的钱去“冒风险”。因为做好创投的关键是控制好风险。有的创投基金向投资人保底保息拿人家的钱，钱没了就跑。这会给整个行业带来耻辱的！会增加社会对创投事业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郑永年最近接受央媒采访时说，外国人不仅要学汉语，更应该学政治经济学。不无道理。吴敬琏是很认同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提出的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放到金融创新和结构调整领域同样合适。脱离国情，脱离各种利益团体的价值疏导，一味的去复制美国只会一败涂地。脱离群众太远的金融服务体系也会走向土崩瓦解！不把创业投资事业上升为国家意志，不将创投管理办法上升为国家法规。就不可能更好地进行跨部门协调和政策落实。普及更是奢谈。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等长线资金供应商直入内资创投，开发早期创投市场显得尤为重要。民暂时不进的领域未必国就不能进。予民利的领域一定要进。比如文化产业。最近北交所董事长熊焰说：“文化产业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资本盈利率比较高，文化产业投资热将会长期存在”。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是：文化产业振兴的过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过程；是全盘“化西”的过程。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讲，这种战略意义不亚于国防建设！但需要融资的文化类项目多数表现为没有正现金流，其评估标准、公允价值也不容易确定。这是难点之一。

　　除了文化产业不发达、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搞不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股权交易市场仍未形成。(产权即股权）这样，中小企业就缺乏有效率的外部监控机制。这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光是企业文化、管理会出问题。股权投资要真正有发展，必须具备“高流动性”特点。这在海外已得到实证。当前，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对公开招股的股份制公司的门槛要求越来越高。这将使私募股权投资上升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通路（上市企业数额毕竟为少数）。那么多的企业要出让股权换取现金，更多的投资者为追求高回报率认购企业股权。这就势必要求股权交易市场的诞生。但是，千万级别以下的股权投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地域性很强。投资人更愿意投资离自己距离近的企业。这样可以满足投资人的心理要求。尤其是那些以前是企业家，现在有投资欲望的实业家。若在“方圆百里”之内，能够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项目，他们一般不会投资距离十万八千里的企业。跨区域投资的概率很小。这也是中西部政府到东部招商引资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投资人就是有钱人。但投资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得道”的投资人，这种人在旧社会遇到灾荒年舍粥放粮，赈济灾民。群众称呼其为“良绅”；另一种是“失道”的投资人。这种人叫“劣绅”。红色政权时期大致是：团结良绅，打倒劣绅。放到现在，也许仍然适用。发展中国创业投资事业最需要“得道”投资人的支持。但，得道的投资人也是创业者。经过几年的深入调查发现，民间的确有大量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们是在市场中捕捉再创业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和有思路的项目团队一起合伙创业。也愿意以稀释股权的激励机制去“融智”。但问题在于他们还是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的股权，以确保自身权益。投资几百万或上千万只占新企业20%股权，他们心理不平衡。也不愿意拿出更多的社会资源去支持新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