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据《信访法》规定，公民拥有按照规定的渠道、地点进行上访的权力，且对阻扰、打击报复信访人的予以严肃处理。
但是，深圳市的上访新规《通知》严重违宪和违背《信访法》规定：一是扩大对上访活动的打击范围。具体是用“非正常上访”的概念偷换了“违法上访”，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6种上访禁止行为扩大到14条。但这种任意解释是越权和无依据的。
深圳有关部门这样对信访劳教正式发文，表面上是“法制化”举措，可以对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处理有所依据；但实质上，不过是试图将“劳教迫害信访民众”变得“合法化”、“正常化”，让迫害上升为职务行为，用起来更无后顾之忧。而该《通知》的核心无非两点：
一是扩大对上访活动的打击范围。具体是用“非正常上访”的概念偷换了“违法上访”，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6种上访禁止行为扩大到14条。但这种任意解释是越权和无依据的。比如“穿状衣”等，在信访条例修订前就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被认为不宜禁止，《通知》却对此做出了“突破”。信访民众因此又戴上了一具沉重的“枷锁”。
二是规定“非正常上访行为被拘留过后又再次非正常上访的人员，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将实施劳动教养”。这种表面的“标准化”、“规范化”实质上降低了信访劳教的门槛。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即使多次破坏社会秩序，也可以施以多次行政拘留，并不一定非要劳教。其次，“劳教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否符合劳教条件解释余地很大，基本起不到实质上的限制作用。再次，在我接触过的很多案例中，更多的是被拘留多次后才被劳教(尽管这也并不正确)，拘一次即可劳教显然更为苛刻。因此，从上述两点看，《通知》极有可能扩大劳教制度在迫害信访民众上的滥用，进一步损害信访民众的权利。
《通知》发布机构表示，目前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大量以信访形式表现出来，有人产生“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这只是一种心态，还是一种社会实情？)，有人采取各种非正常行为，为免愈演愈烈，于是有了《通知》。
但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制定此《通知》的领导自己遇到确有冤情，而在腐败猖獗的当今社会，历经10多年，无法解决，你们自己怎么办？！信访人敢冒被截访、拘留、劳教的危险，坚持不懈的上访，为得是争一个公道。他们如果没有冤屈，难道被逼的家破人亡也要忍受吗？历代封建王朝开可以“告御状”，难道《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打下的天下，却不允许人民说话？！
中国正行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虽有特区立法权，却也一样要遵守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政府部门若要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评价，理应使用法律这把标尺。而“非正常上访”却把“是否违法”这一标准替换成了“是否不正常”，从而扩大了“处理”的范围。且不说《通知》的实际效果如何，单从文字表述上，就不符合法治精神。
上访是一项公民权利。权利可能被合法主张，也可能在行使过程中超出法律的界限之外。深圳此份《通知》中所列举的“非正常上访”行为，实则也有不少就是非法行为。如“信访时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和爆炸物品、剧毒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放射性物品、传染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行为”。只是这些违法行为本就应该依法处理，用不着下发一道专门针对上访者的《通知》。现实生活中，一些贪官被查处之后，也连带被发现有非法携带或非法收藏枪支、弹药、管制器具。但我们却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将“上班时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等危险品的行为”列为官员的“非正常上班行为”，并发文要求“依法处理”。对“非正常行为”进行“依法处理”本身就是个笑话。
报道还介绍了发布机构对《通知》出台原因的解释：目前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大量以信访形式表现出来，在大部分信访人都能自觉遵守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信访活动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采用包括在国家机关门前聚集、举标语、呼口号、组织大规模非法集会、堵塞交通要道等超出正常信访活动范畴的方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整治，势必会愈演愈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同样应当承认，上访中的“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是个现实的存在。一些接访单位在接待访民上访时，对“正常上访”常常推诿了事，无关切之情，无处理之意，无解决之道。若是正常途径能够解决问题，访民何必要闹？建议《通知》的发布者认真读一读《中国青年报》昨日的一篇报道《“忻州第一信访大案”息访启示录》。在当地政府和上访村民双双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忻州第一信访大案”终于平息。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当官的钱花的也不少，时间花的也挺多。我们拧了半天最后来了个两败俱伤。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帮我们解决问题呢？”
如果访民不闹也能化解冤屈，《通知》也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对待“非正常上访”，一昧压制是不行的，公权力应从自身出发，不断改进工作程序，积极主动帮助访民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所谓“非正常上访”包括自杀式信访或在市民中心非法聚集、滞留等。在解读之前，我们可以看看上访者为什么一定要去所谓敏感地区？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地方的敏感，而忽视了上访者前往敏感地区的动力，恐怕是一种南辕北辙。
上访者之所以前往敏感地区，深层次原因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表达得到重视和解决。离开了这一点，恐怕上访者本身就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实中又有几个人是无事生非呢？国家信访局局长就说到“上访者95%以上都是有理的”。
既要看到“非正常上访”出现的非理性一面，也要看到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对话平台的消失和利益诉求渠道的遮蔽。因此，“非正常上访”背后的利益表达渠道遮蔽更值得重视。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上访者往往形成一种无理由的偏见与歧视：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是不稳定因素。再加上某些政府部门出于“地方形象”的考虑，不惜对上访者围、追、堵、截，甚至进行打击、迫害。应看到，在分散的上访者和有组织的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力量不对称，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有可能滥用权力。可以说，上访者的意见没有一个他们所信赖的、具有秩序化特征的渠道表达。
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矛盾突发期，许多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从隐性变为显性，从零星的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信访工作必然面临复杂的形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到了非暴力或金钱不足以解决的临界点，还是原来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到了一定边界？面对复杂的现实，笔者以为，必须认识到，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信访工作无非是表达民意的一个渠道罢了，就是说，官员应对上访“脱敏”。进一步说就是应对“非正常上访”祛魅。
上访是社会的泄压阀，为此我国才制定《信访法》予以规范。我们要看到社会冲突之下的上访并非一无是处。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冲突，不能简单地否认或压制，必须承认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要疏导其产生原因，才能将冲突限制在现有社会政治框架内，从而维护有利于各方的社会秩序，并且将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所言，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