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会通：社会伦理与入世关怀（大纲）
陈 来
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宗教会通，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里所谈的会通，首要和主要的，应当是指中国宗教的会通。宗教会通涵盖了几种意义，如，在传统中国长期发展流衍至当代的本土宗教（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如，可指在中国文化的地区里面，各种有较大影响的宗教的会通，这就不限于儒释道等本土宗教，而可以包括基督宗教等。而我以为，本次会议主要关注的，应当是在前者。至于会通，就时间性而言，则当然不止是指儒释道会通的历史，也更指儒释道等的当代会通。至于“会通”本身的意义，是指理论或实践的一致、相通，是对于此种一致感的寻求和肯定，是对对立、紧张的化解。
近二十年来。“宗教对话”较为流行，得到大家的肯定，宗教对话是一种方式，目的是求得宗教间的沟通和理解，妥适地理解对方的信仰与实践。宗教对话是适用于当今世界宗教严重对立的境况的沟通方式，是发展宗教的相互理解的最基本亦即最初级的方式。也是使宗教间严重冲突、对立走向缓和的基础步骤，值得肯定。
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当代，宗教之间本来没有严重对立和冲突，绝大多数历代王朝、政府同时支持儒释道，虽然支持的轻重有所不同。而千百年来三教会通的努力不断，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三教会通的努力并不是指企求三教化而为一，而是指致力于使三教自觉到各家之间的相通之处，而化解不必要的对立和相互批评。因此，“宗教会通”与宗教对话不同，是适合于中国宗教关系历史的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比宗教对话更为进步的宗教理解方式。
那么，宗教会通，是各个宗教在所有方面都加会通，还是只在且只可能在某些方面加以会通呢？显然，在核心信仰等方面，可以互有妥当的理解，但并不能指望可以互相会通。那么我们应当先追求在核心信仰方面互相妥当的理解，还是先促使各家谋求核心信仰之外的方面的会通？历史证明，真正在教义的细节上一家对另一家能达到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追求这样的理解是永远开放的过程；但在社会实践的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成某些一致。
二、
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来看，与历史的努力和成效相比，宗教会通在两大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步，这就是各个宗教的社会伦理和入世关怀，已经渐趋一致，传统的宗教对立的基础已经渐渐消失，也使得宗教会通的局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在此我们以佛教作为例子来说明。
在传统中国时代，宗教对立的根本点，是集中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理论论述。其中儒家对佛家的批评最为有代表性。由于古代佛教僧团的实践，以出世修行为特色，遭遇到儒家士大夫的强烈批评。虽然，某些个别僧人参与社会活动，或有些僧寺参与个别社会性活动，但总体上说，儒家在这种批评，佛家是很难拒绝的。古代中国的其他宗教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只是未如佛教之突出。
但是，近代以来，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构成了佛教人间化的运动，中国宗教“人间化”的运动就是“入世化”，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化是以中国佛教的“入世化”转向为其特征。而以台湾佛教为代表的当代两岸三地的佛教实践，一改不关心、不参与的社会态度，积极投身社会事务和人心的转化，开创了中国宗教新的历史，大大地化解了出世与入世的紧张，也根本地化解了传统对佛教的批评。当代佛教给人们的印象，不再是离开此世的社会性，离开此世的众人，孤自到山林中去修行，相反，以台湾为代表，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以及伦理教化等方面，佛教已经成为重要社会力量，佛教的入世积极性和成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古代佛教并不是不知有大乘菩萨道，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而是在个体修行方面标的过高。于是成就佛果往往被要求进行长期的孤立的出世修行，认为惟有在修行达到某种境地后才能行菩萨道。这种对于修行和行菩萨道关系的理解，妨碍了佛教发展其入世的关怀，也加强了外界对佛家出世性格的批判。
现代佛教并非放弃修行，而是重新理解出世法，重新理解修行与救世的关系，从而修行不离救世，救世不离修行，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转化此世便是出世，离了转化此世更无出世。通过入世的实践来实现转依。在中国宗教中，佛家的出世与入世的对立最为突出，既然佛教在当代都已能化解了其中的紧张，则其他本土宗教更没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了，其区别只是在救世意识的程度而已。
当代佛教的实践，显示出其理想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做出家的信徒，而是着重在把佛教的价值理想推广在社会，求其实现。自然，佛教等中国宗教的入世，相比于儒家来说，仍有其限制，如宗教不介入政治、政党，僧人也不会任职于政府，但宗教在超越国家的领域，所发挥的功能又远远超过儒家，如当今世界性的议题，和平、环保、妇女、儿童、灾害诸方面，宗教介入之多，成果之大，都是入世的体现。更广泛地看，这和世界宗教的所谓世俗化是一致的，即宗教日益关心此岸的人类事务，而不再专门以服务和嚮往於彼岸的神和天堂為宗旨。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伴随的不是宗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中的不断衰退，反而是宗教在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的不断扩展。现代化既提供了人对宗教新的精神需求，也提供了宗教入世服务的物质力量与手段。
三
再来谈社会伦理。我此处不一般地用宗教伦理，而用社会伦理，是因为，宗教伦理含义较广，而社会伦理含义较为确定。当代中国宗教的入世化，其原因，与中国人社会百年来现代化变迁有关，因为现代化同时是一种巨大的世俗化力量，作为一种现世的力量，一切宗教都都必须面对它做出新的自我定位。现代佛教以现代化的财富增长作为物质资源，而对世道人心进行入世的积极转化。在这一过程之中，在社会伦理方面，与儒家等也构成了良好的会通。
由于两千多年以来，儒家对社会人伦强烈关注，发展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社会文化、适合中国人的中国式伦理和伦理概念，因此无论历史上的佛道教或近代以来的其他本土宗教，在面对中国人社会提出其伦理主张时，都无法脱离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发展出来的这些伦理概念和资源，或者说都是涵盖在儒家的这些概念资源之中的。
而另一方面，由于儒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今天中国人社会的儒家，一般只是各类学校的知识分子，缺少实践的力量。于是，中国人的传统伦理，反而是由当今其他本土宗教在大力推行其实践，至少在台港两地，其他本土宗教已经成了推行中国人传统伦理即儒家伦理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代宗教会通的重要的特色。
现代化生活的新开展，也导致了新的伦理困境的出现，要求发展出新的伦理生活规则，在传统的家庭伦理、师生伦理、一般人际关系伦理外，对生命、性别、对自然的伦理态度都需要新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各个宗教都有用武之地。虽然，新的伦理学研究越来越重视这些新的发展，但就社会生活实践而言，一般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仍然是最基本、最主体的伦理需求。
其实，在社会伦理方面，儒家重仁义（忠孝），佛教重慈悲，中国宗教在这方面的会通是从很早就开始了的。如众所周知的，有颜之推之“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北宋时期，宋真宗（998-1022在位）着《崇释论》，谓：「释氏戒律之书兴（当作「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
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晚年着《闲居篇》]，曾说：「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他以仁慈为「同出异名」（〈出生图纪并序〉）、说「折摄与礼刑一贯，五戒与五常同归」（〈驳嗣禹说〉）、仲尼之礼乐犹佛之戒律禅慧（〈法济院结界记〉），「三教者本同而末异，其训民治世，岂不共表里哉？」（〈谢吴寺丞撰闲居篇序书〉），「
云门禅僧契嵩（1007-1072），对士人学古文，而慕韩愈排佛尊孔之举，深不以为然。他主张：「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寂子解〉），他赞五经并致力儒佛经义会通，说：「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于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原教〉）
临济高僧大慧宗杲（1089-1163）说：「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心术不正则奸邪，唯利是趋；心术正则忠义，唯理是从。理者理义之理，非义理之理也。如尊丈节使，见义便为，逞非常之勇，乃此理也。…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示成机宜季恭〉）
李纲（1083-1140），亦主儒佛归一论。他说：「所以处世间者，所以出世间者，儒释之术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运水搬柴中，坐脱立亡在着衣吃饭中，无上妙道在平常心中。」
宋孝宗（1127-1194）着《原道论》，论三教异同，以为「释氏穷性命、外形骸，于世事了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者哉？然犹立戒曰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圣人之所为孰非礼乐？孰非仁义？又恶得而名焉？譬如天地运行，阴阳若循环之无端，岂有春夏秋冬之别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犹仁义礼乐之别，圣人所以设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夫佛老绝念，无为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织，后世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圣教录）」
元代学士刘谧着《三教平心论》（约撰于1321-1323），对三教纷争作总反省，对排佛者批评，对「独优佛教，而劣儒道」者亦表示反对， 他本《原道论》（或称《原道辩》）「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提出心、身、世，不容有一之不治，三教无非欲人归善，这种说法宋元以来颇为流行，换言之，治世的伦理，各家都觉得可以会通于儒。
南宋圭堂居士（?1200-1250）着《大明录》，他说：「大哉！居士之道也，噫！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此则大乘中正之师，而千万世可以通行而无弊者也。是故居士之道，以三纲五常为大本，以六经语孟为渊源，以士农工贾为实务，以孝悌忠信、名分上下、长幼内外为安居；谓道由心悟，玄由密证，人事无所畏也。故可以显，可以隐，可以朝市，可以山林。处世间法、出世间法，皆得以圆而妙之，而用不胶。佛者见之谓之佛，道者见之谓之道，儒者见之谓之儒，而不知居士则未尝有焉，此其所以为居士之妙也。」（《大明录‧篇终杂记》）
如果在社会伦理和入世关怀两大方面，中国人社会的各个宗教的会通已经不成问题，那么，各个宗教和谐发展就有了基础，本土宗教与其他外来宗教的会通也有经验可循，其发展的可能也就更大了。
2008、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