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母亲说五七年几乎人人都感冒

听母亲讲，1957年，先父所在的华北军区一所速成中学，几乎人人都染上了感冒，症状大多是发热、四肢乏力等，与如今的甲流颇为相似。幸运的是，先父早年在延安的时侯曾有过一次重症感冒，高烧烧到失去知觉，痊愈后朦朦胧胧记得是一位高个大鼻子洋大夫给他治的病。打那以后，先父再也没有发过烧，连小感冒也不再有了。

虽然对医学知之甚少，但我觉得，老年人的智慧有时比科学还管用。有专家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必接种甲流疫苗。如果母亲的记忆是正确的，恐怕经历过1957年大流感的人都不必对甲流过分担忧。

人类患感冒的历史究竟有多长，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这种经由禽鸟传播的疾病，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便存在了。中国人之所以更容易感冒，据说与大陆季风活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张仲景的《伤寒论》之所以被视为中医之大成，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然而，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医生从来没有让人类彻底告别感冒，而只是缓解了感冒的症状。真正让人类在与感冒的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其实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谓“人体自有大药”，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如此说来，感冒绝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感冒过度的恐惧心理。

当然，更可怕的是急病乱求医。药不对症，或过度施药，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是长期的，甚至是致命的。

其实，经国济民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讲到如何富民，自古就有“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见《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意思与现代所谓工业化一致。遗憾的是，如今的国内政策，总是希望将农民留在土地，同时采用囤积流动性与限制贷款增长的手段来拖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其结果，自然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以至于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大过了解放初期。

糟糕的是，这一概括为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恰恰是一味错药。所谓流动性，来自于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与央行储蓄（由于国内央行附庸于政府，所以二者的储蓄是相同的）。然而，储蓄其实是过去未消费掉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消费。于是，储蓄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未来消费的增长。接下来，如果不能将今天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用以扩大供给并满足明天的消费，那么，明天的供不应求便不可避免。不仅如此，鉴于不扩大投资便难以增加收入，于是，当供不应求导致的物价上涨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一同袭来时，通胀便发生了。顺便说一句，那种将物价上涨指称为通胀的人，很是错误。

我所说的紧缩政策是一味错药，是指作为该等政策理论基础的现代货币主义，忽视了储蓄的宏观经济学涵义。加上这个现代货币主义来自于长期储蓄不足的美国，决定了它压根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说起来很可笑，当年从美国人那里学来货币主义的一些国内金融高层，如今居然反过来指责他们的美国老师，认为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是错误的。说到底，做老师的并没有错。说美国人没错，不是因为货币主义，而是因为美国人不教条。做学生的错了，是因为他们对所谓的科学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曾对周围的朋友讲，科学永远是过程，宗教永远是结果。对待科学，无论是用来抗流感的，还是用来富民的，都应当实事求是，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否则，那一定是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