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寡情薄义的新闻在网上广泛流传。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武汉大学方面也已经证实，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并称他不是武大的全职教授，不应享受武大职工的福利，武大对他已经不错了。

　　

　　此一事件的全部细节还没有暴露，我隔着太平洋自然不好指手画脚。不过，既然同为教书匠，看到张教授的经历难免有些兎死狐悲的感觉，也忍不住说几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我是2003年找到教职。那职位和张教授远无法相比。他是设计学院的院长，我则连博士还没有拿到、当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而已。给我职位的大学，更无法和大名鼎鼎的武大相提并论。那是在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在1996年以前还一直是个走读学校，虽然和哈佛大学仅几站路的距离，一次哈佛的同事请吃饭时还问：“你们大学究竟在哪里？”许多人竟认为我是从英国来的。我当时看到这个职位的广告，不得不到网上搜索这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的信息，最后看到人家历史系的教授多是常青藤博士，心里才多少有了点儿底儿。

　　

　　这个小学校，办事情倒是雷厉风行，刚收到我的申请材料就打电话过来请我校园访问。一般学校则要等两个多月才进行初步面试，进入最后一轮后再两个月才进行校园访问。我受宠若惊地去了。晚上完成了讲演，第二天早晨拿到了工作。那时我们夫妇两个博士生守着个三岁多的女儿，经济来源几乎断绝，一下子象捞到救命稻草一样接受了这个工作。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有些不适应了。学校人事部门马上来信，首先自然是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大家庭，接着就开始讨论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我心里老大不高兴：我刚刚拿到工作，事业正在开始，你怎么不盼着我点好？！但把信读下去，才发现人家原来是好心好意。信上讲的是：我如果发生不幸，家人能够多少的补偿。以我这个穷学生看，那数字实在不低，于是赶紧把信收藏好了。

　　

　　就职后，我妻子又收到学校的一封信。我不禁好奇：学校雇的是我，给我配偶写什么信？妻子打开一看，上面讲的不仅是我死了会怎样，还说如果我们离婚又会怎样。我又叫起来：我们一家子过得好好的，你怎么盼着我们离婚？！原来，上面讲的主要是医疗保险。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不过，一旦找到个全职工作，在医疗上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老小不管多少人都跟着有了保险。这信讲的是：如果我死亡或我们离婚，我的妻子和孩子有继续享受医疗保险的权利等等。总之，学校不仅要让你心里踏实，也要让你全家心理踏实。

　　

　　在美国，大学教授工资菲薄，但教够年头，多成为终身教授，用我们的话说，那就是吃学校一辈子。这当然保证了教授们不看学校脸色说话的“言论自由”。不过从制度上说，这还是中世纪的行会传统。西方的大学本质上还是个行会，给教职员提供行会成员所具有的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大家以校为家，工作也更自觉些。比如，每年找工作季节学生都来找我写推荐信。我可写可不写。可以好好写，也可以糊弄一下。干这事不认真，学生就业率就低，学校就每况愈下。而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人监督的。靠什么？靠的是教授把学校当自己的家、学生当家里的孩子、并为其前途操心的自觉。学生在学四年，指导教授跟着操心四年。美国人看大学的确质量，要看终身教授在教职员中的比重。这是学校是否对教育负责的一个指标。所以，除了几个名校外，一般大学副教授以上就多是终身教授了。

　　

　　武大的这次是非我不清楚。校方解释是合同自动期满，不存在解雇问题。即使这种解释属实，我也感到奇怪：张教授身在设计学院院长的高位，怎么竟是个合同工、连个终身教授的“福利”都无法享受？如果他是兼职，校方又怎么会把院长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位临时的兼职人员？这是否是高校请名人短期兼职的普遍写照？靠走马灯般的名人兼职，能把大学办好吗？学生能够得到长期的关心和指导吗？这是中国教育界要好好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