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7年开始阅读周其仁先生文章，至今一直对先生很崇拜。所以喜欢先生的文章，是因为先生理论功底很深，文章言之真切，直抒胸臆，直指问题核心，从不造作。今天，有幸读到先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文。这种感觉依然。

　　先生认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需要进行多角度观察。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贝内斯特一份评论指出，从1999-2002年中国工资每年上升12%，比以前大大加快，但中国工资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巨大差距依然。200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每小时工资0.57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3%，相当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10%，或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该评论的结论是，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这似乎为很多重大经济现象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庞大的逆差？为什么在近30年内中国的出口高达年平均增长24.4%？以及为什么在出口导向的拉动下，1979-2007年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2002年只不过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此后中国经济表现更令人吃惊：GDP增长率从10%上升到12%，出口相当于GDP的比例从20%翻到近40%，外汇储备从不足3000亿美元冲过了2万亿。不过，如果要找一个公众容易接受的理论，首先还是“廉价劳力优势说”。

　　到此，先生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如果巨量廉价劳力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忧心忡忡？1978年中国工人工资不到欧美日本1%，9亿中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34元，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

　　先生认为，生产要素不能直接变成产品。廉价劳力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竞争优势。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必然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先生认为，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先生进一步指出，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我个人认为，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在提醒我们，“要素比较优势”已经成为过去，创新才是关键。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尤其是要进一步增强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