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郑也夫老师的书，感觉还是那样痛快，有直达心底、震撼灵魂的轩敞，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没有一丝犹豫就臣服于他的洗练与冷酷，深刻与雄辩。记得几年以前上的郑老师课，专门向他请教过关于“学术研究的支点到底是对于知识的纯粹好奇还是学者胸中激荡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两条脚走路，缺一不可”。如今字里行间透露的差不多只剩下知识与逻辑了，只在末了加一句半句的评议，而正是这种扔开了“温情”的冷冽才能避开过剩的情绪和价值观的干扰，获得一种直奔主题的力度，让你凛冽之余精神一振。

   《神似祖先》通篇在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的层面上解释人类的行为。当然，这里的“进化”更多的是适应和演化的意思，不具有通常所讲的“进步”的方向性，而后者，正是郑极力要反对的东西。书中用“雄孔雀的尾巴”来说明这个问题，大致的逻辑是：雄孔雀的尾巴修长绚丽，浪费能量又容易使自己暴露在天敌之前，如果生物的进化具有“进步”和“完善”的方向性，那么，这么“不合理”的甚至是危及到种族存亡的特征怎么可能进化出来呢？所以进化的机制不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有向演进，而是遵循另一套原则（或者说机制），就是“自然选择”。生物的繁衍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遗传和变异，遗传是大概率的，它保持了物种的稳定性，而作为小概率事件的变异又提供了变化的可能性，当生物的某些特征在生存或繁衍中取得了一定优势，那么即使一开始只是很微小的差别，在经过十几代、几十代的繁衍之后，具有这种特征的生物在种群里就会占压倒性优势，宏观上就表现为“被选择”。如果“被选择”是这样的机制，那么环境的变化以及适应这一变化的某个基因突变的双重“不可测”，决定了“进化”方向，也就是“没有方向的进化”。雄孔雀正是起初在吸引异性上的优势（同性间性竞争）“造就”了这个“不先进”的大尾巴。人类食管和气管在咽喉交叉的构造明显比不上昆虫和软体动物的“两管制”，也能说明人类不见得处处比其他生物“更进步”。“自然选择”的机制就成了贯彻全书始终的核心解释，处处可见其踪影。

   《神似祖先》共21章。前三章集中阐述理论，之后的每个章节都极力用生物学的知识解读人类及其社会中具体的现象，小到个体的概念，大到社会组织与文化，每每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怪论”。这里只讲几个小段子。

    关于个体。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极重要，但几乎每一个使用者都说不清个体的由来。郑从生物学的角度给出了说明：个体是有性生殖的生物体才有的现象，分裂生殖上代与子代共享一套基因，他们之间只有“种性”，没有“个性”；只有到了有性生殖的生物，子女从父母双方各获一半基因，而且每个子女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的基因搭配又是不同的，极少重合，也就造成极少有两个生物体共享一套完全相同的基因。这就从最基本的层次上决定了有性生殖的个体都不同的品性，也就是“个性”，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性使得一个个体死亡就意味着它承载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品性的终结，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人类正是这种有个性、有死亡的生物，所以是“个体”的。这该是为“个体”的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了吧。

    关于性别。郑的定义也别出心裁，他指出，简单地从生殖器官上判断雄性和雌性是不合适的，而应该从异性双方在生育问题上的特征来判断，具体地说，就是从机会、投入成本以及产出后代的多寡三方面来看待。在生殖问题上机会少、投入大、直系子代少的就是雌性，反之即为雄性。

    关于生活方式疾病。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适应传统生活环境的基因，也就是好吃懒做。因为人类进化的绝大部分时期面临着食物短缺，所以在有吃的时要尽量吃，而能不运动就不运动是节能的优势品性。到了当代，温饱彻底解决，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吃懒做的基因不可能马上改变，于是产生了肥胖、糖尿病、抑郁症等“新疾病”，归根到底它们是“生活方式疾病”。虽然，全书通篇在用“生物祖先”的知识解释人类的行为与现象，指出了人与生物祖先的“神似”，但是在这里，郑才正式提出了“神似祖先”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只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半饥半饱，我们就能头脑清醒、斗志旺盛、食欲旺盛，乃至更长寿；只要我们找到祖先狩猎大型动物时那样的强刺激，我们就能克服空虚、无聊，乃至抑郁症。

    书中这样精彩的段子俯拾皆是。“说到底，人不是天使，是动物；不是机器，是生命”，作为生物的人，在生物学的知识里获得的对自身的认识是如此之深刻，不读此书，大概很难意识到。

    其实这些段子可能诱发的启示，至少对我自己，甚至比其中具体的、出人意表的解说更有价值：既然个体在生物的基本层面上就具备各不相同的品性，各顺本性岂不是在说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既然自然选择基于不可测的环境变化，具有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是有理由警惕“理性选择”和“理性设计”的泛滥，万一今日“设定”的优势品性不能与明天变化了的环境相匹配，那会是多大的灾难？既然我们绝大部分的品性继承自我们的祖先，无论它们是好还是坏，这是既定的前提，违反了就要产生新的“疾病”，这何尝不是在诉说一种“朴素”的保守主义？

    而这一切隐含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原则”，今天却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书最后一章“两种进化：生物与文化”，郑详细阐释了他对乐观的“人类做上帝”的忧虑。

    正如郑开篇就说的，国外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中获取思想资源已成潮流。通读《神似祖先》会发现，书中很多令我们惊叹不已的观点，是生物学家多年以前已经达到，乃至共识的认知。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这个成熟学科的丰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如何不惊悚万分呢？

          （郑也夫著：《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9月，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