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社会理论研讨会（杭州）”综述
2009年11月6-8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杭州）”。来自台湾的社会学同仁与浙江大学的相关学者共2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钢主持。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毛丹教授和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端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社会理论的多元视角”、“社会理论与个案研究”、“社会理论的分化”、“文化工业以及Freud”等四个专题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相互争鸣，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成果。现将主要的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社会理论的多元视角
林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探讨的是韦伯思想中的人性论观点。当前他领导的学术团体正在进行对古典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关于人性等核心概念及其哲学人类学的预设的研究。作者指出，相比于马克思与涂尔干，关于韦伯的资料相对稀少。这可能与他的经验科学家的出身有关，因此不愿意去假想一种近乎先验的人性基本假设。在英语世界中，相关研究始于Tenbruck的关于韦伯“论题一致性”研究，他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作为韦伯著作中的核心议题。Hennis与Schluchter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超越：一方面，他们都认为并非韦伯的所有著作都能提炼出核心议题，而是首先要关注他的晚期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韦伯著作中确实有某种一致性的核心论题，它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而是“人格伦理”。在梳理了二者的研究理路之后，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共同的弱点在于没有将韦伯关于方法论的著作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这却可能是韦伯相关研究的重点所在。黄敏原（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医社系助理教授）是通过“资本主义与城市的关系”这个主题来考察韦伯的“理性化”思想的。作者分析梳理了韦伯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这个主题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难以一个简单的因果联系来进行界定，但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梳理并不只是一种历史的考古兴趣，而是有着现实的关怀：为我们当前的全球化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角度。郑祖邦（台湾佛光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研究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理论观点。作者选取了韦伯、马克思（具体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福柯三人，考察他们与马基雅维利的社会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作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社会思想在三者身上发展为不同的三种社会观：韦伯从整体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本质与发展动力，福柯则将社会的主体定位为自由自主的个人。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所确立的一个观念：真实的知识与理论是关于现实性实然而不是想象性应然的知识。
王小章（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探讨了现代性与他者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者作为追求人为理性秩序的现代性的产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理性秩序的对立物，他者具有否定性的价值，现代性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消除他者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历史形成过程决定了它在理论逻辑上必然需要他者的存在来确定自身，因此，它虽然不断地排斥他者，但同时又必须不停地制造他者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在现代性出现问题时，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就可能呈现出肯定的价值，为化解现代性的危机提供资源。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总体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还是首先将其作为一种值得反思的经验性问题来对待，是他者能否发挥肯定性价值的前提所在。只有以后者为导向，才能终结前者所导致的“虚假现代性”，带来真正“解放现代性”的出现，这最终使得他者的解放成为可能。李华（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对现代性的考察是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后者的相关思想表现为他的社会理论，而它又是以其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西美尔希望通过研究人的非理性情感来找到治疗现代性问题的方案，以多样性审美生活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智一元倾向以此来拯救人的生命。作者认为，通过考察他对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的阐释，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西美尔相关理论的探讨路径。
二、社会理论与个案研究
林峥（台湾佛光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以福柯的论述（话语）理论为理论资源，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儒家伦理学说的历史简史。儒家伦理是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学说。通常人们将它的兴起看做是东亚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经过作者的研究，发现相关论述并没有这种一贯性，但如果从当时东亚所面对的现代化问题这个角度来看，则可以重构出一个相关的连续性论述，它是以东亚的主导文化儒家文化为基础所生发出来的一套话语。这样来看待儒家伦理，才能彰显出它的文化力量。刘玉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认为，对有意图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它分为一般情景中的行动意外后果和组织情景中的意外后果两个子命题。作者在这里研究的是后者。韦伯首先在《经济与社会》中从理论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的论者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将他的理论与不同的实际问题相联系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考察。作者分别梳理了米歇尔斯、默顿、塞尔兹尼克、古尔德纳、布劳等人的相关学说。连连（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考察了1949年之前上海中产阶级的真实社会状况。作者认为，鉴于中产阶级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世界性革命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选取上海中产阶级作为研究对象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遍性与现实的具体性双重意义。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的过程，是社会学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过程，在此过程中清晰地体现出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生发过程。麻美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以美国法学家富勒的程序自然法思想为例探讨了社会秩序形式的问题。作者指出，在当前的社会中，社会秩序的设计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传统实体自然法无法给出直接的答案，因为它基于对人性的单一设定，不符合人性的多面性的事实。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只有在不断追求共享目的的过程中才能够建立并不断修正。富勒程序自然法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它不关注实质性目的而只是探讨人们追求共享价值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理性形式结构。
三、社会理论的分化
叶永文（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社会学系主任）关注的是医学社会学问题。作者指出，通常将台湾中医的发展看作是对日治时期“抑中扬西”的医政发展策略的延续的观点是不全面的，还应该考察之前的国府大陆时期的中医政治状况，只有厘清了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真实状况，才能对当前有更加真实的认识。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作者分析了这两个历史阶段关于医政的论述、谋略、和权力状况。揭爱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探讨的是女性社会学的问题。作者将陪床保姆与城乡格局联系起来，认为城乡二元格局与陪床保姆虽然属于不同的社会现象，但具有相同的社会权力关系：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与城市男性对乡村女性的性殖民。它们最终归因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应该运用女权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社会解放。这个问题因为理论视角的独特与对现实的关怀，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冯钢（浙江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在肯定女权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疑问：1、是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还是女权主义的理论对女性的解放影响大？2、是中性的权力问题还是性别的压迫导致了异性陪床问题？冯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了社会的分层与流动问题。作者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与生存心态概念为理论资源，分析了浙江省部分高校的海归学者的生存策略。依据对具体案例的剖析，作者认为“文化资本”虽然对个体的生存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生存心态”也是影响个体生存的重要因素。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制定更为切实的海归政策，同时海归族也应该积极调整心态，正确处理好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
四、文化工业以及Freud
黄圣哲（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副教授）探讨的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者认为，一方面阿多诺的关于文化的古典看法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社会情况，需要对其进行内容上的修正，另一方面，要保留其理论精神，抓住文化工业问题的本质来进行重建。在作者看来，文化工业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真挚性问题。当前文化工业对文化的致命伤害就是它剥夺了生命的真挚性。叶启政（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讲座教授）阐述了弗洛伊德原欲说的当代社会学意义。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无意识的原欲是人的本质所在，它的恰当实现是人能够快乐生活的保证。启蒙时代的理性信念在实现灿烂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因为压抑人的原欲本能的实现而使得人们遭受了精神疾病的困扰。与浪漫主义以极端的非理性来反对理性的方式不同，弗洛伊德希望在肯定理性的基础上以消解束缚人的原欲本能的虚伪道德规范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理性与原欲本能的平衡。本我、自我、超我三种要素所组成的心理结构是他的原欲说的具体内容。作者的独创之处是以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来诠释弗洛伊德的思想，具体地说，就是考察人的社会化的逻辑过程，即从生物人到社会人，从人的动物性到人的人文性的过程。在作者看来，将欲望作为生命的本质的命题可以将弗洛伊德与霍布斯联系起来，经过分析，作者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问题的诊治是继承了霍布斯的理性思想对社会虚假道德进行解构而不是将社会道德完全摧毁。但作者也同意，弗洛伊德的学说不能直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无法将并存的“正反情愫”妥善安置，在这个意义上说布希亚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是正确的，但弗氏学说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揭示了“正反情愫”的存在现实，它是人们必须面对的根本社会问题。最后，作者展望一种东方式的修养社会学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