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国峰 尹训宁｜文
10月上旬，克而瑞（中国）地产研究机构发布的《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显示，前三季度，恒大地产成为内地销售面积最多的开发商；在建工程、土地储备均位居于全国首位。恒大地产的成功背后，是该公司潜心致力二线城市（主要是省会级城市）的开发，可视为区域定位精准的成果。
下一个亮点在哪里？随着省管县的大面积推行，越来越多目光聚焦到了全国2000多个县城。县域，是否正酝酿新的重大商机？
公共资源再分配
目前，省管县的准确说法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包括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五大方面，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减去中间环节。7月上旬，财政部发布的文件要求，2012年底前，在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全面落实。
“这主要还是行政体制的再次调整”10月下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对评价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持有相近看法：“省直管县是实现政府扁平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借此机会，加快行政层级改革，由五级政府变成三级政府”他对笔者表示：“目前主要是为解决财政收支的关系。”
市管县体制下，普遍被垢病较多的，是县级财政被市级剥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实施市管县之后，“国家转移县乡财政”与“县乡上交财政”之间的差，从1980年的“正160亿”变为1999年的“负1600亿”。
但是，财政层面的改革还只是起点。对于一级政府来说，完整权力包括人权、财权和事权。在接受采访时，河北省香河县副县长高伟凯认为，省管县的中长期发展逻辑，应该是实现全面的省管县；并且，不一定必然沿袭先财权与市脱离、再事权和用人权也逐渐脱离的路子。就目前已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来看，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仅限于财政直管；二是行政直管，市和县平级，不仅在财政体制上，在人事权、审批权、经济社会管理权也全面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
普遍认为，实行省管县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减少政府层级，实现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了政府交易成本；二是扩权强县，弱化了市对县的领导，提高了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三是通过省份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省内各地区均衡发展。
县城将批量崛起？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理想状态下，省管县使县级政府成为最大的赢家。
在9月下旬公布的山东省省管县试点名单中，泗水县名列其中。10月中旬，该县有关人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使用了“很幸运”的说法。据介绍，泗水县入选试点颇具偶然性，按照山东省的规划，东部和中部每个地区有一个县入选，西部地区是两个县，济宁市属于山东的中部、原本上报的是金乡县，但“老邻居”枣庄市因为就只辖有一个县、滕州，主动放弃了该名额，北面的莱芜没有下辖县，也不得不放弃了名额。于是，泗水县才搭上省管县试点的列车。
对泗水县来说，成为试点县意味着将不再向济宁市上交税收，该项比例大概占10%；另一方面，来自省和市的财政支持还肯定会加强。这也就是说，该县将会有更多资金做基础工作，优化本地的投资环境，提高招商引资能力。
采访的另两个省管县试点，是河北省的三河市、香河县。其中，三河市是2005年3月，河北省的首轮试点县之一；香河县是2009年2月，进入的第二批试点县。与山东省的做法略有不同，河北省是在厘清基数的情况下、市级不再分享县级的新增税收，试点县每年通过省给所属地级市上缴固定款项、市每年按核定金额通过省给县专项配套。
财政收入获得相对独立，直接调动了县级政府的招商热情。河北香河进入试点的当月，就出台了“关于振兴县域经济特别措施十六条（暂行）”，无论对投资企业还是引资有功者，其条款比两年前的相关政策都更优惠。
体制改变加上自身努力，试点县也很快就尝到甜头。以河北三河市为例，该县2004年财政收入仅9.4亿，2008年就增加到28亿，年度复合增长率高达32％。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是这种情况，试点的时间越长，试点县的受益情况就越明显。在浙江义乌市，1994年财政收入仅2.5亿元，2008年激增至69.16亿元，增长近28倍、年度复合增长率近30％。
一些数据表明，省管县直接改变了市、县经济总量的对比。比较了浙江省和江苏省的情况，这两个省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早期经济基础也具有相当可比性。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不同处在于，浙江一直没有放弃省管县体制，1992年起，还先后出台5轮政策措施强化强县扩权、同时促进县级政府转变职能；而江苏是市管县体制的最早推行者，对省管县非常保守，一直到近年才局部推动。
比较所选取的指标，是该省GDP排行榜前15名的市、县占比。结果显示，在2008年的省内GDP排行榜上，浙江省居前15名的一大半是县（占比53％），排名靠前的县域GDP，是排名靠后的市的2、3倍甚至接近5倍；江苏省的前15名中，只有4家是县（占比27％）。
这是否预示着，如果省管县大范围实施，将出现大量超过市级的经济强县？
考验企业区域布局
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省管县能否促进当地经济，也有不同观点。
“省管县激活了县级政府的自主性，为了优化县域经济环境，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县级政府针对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积极出台政策、优化经济环境，的确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河北三河市副市长李钊对表示。
但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发展经济受现有商圈的影响非常大，存在投资体制、消费能力、产业集群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先天不足的县城，很难通过省管县的行政机制就改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在试点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有的地方是经济发达县先试点，有的地方是经济落后县先试点。这两种不同推进模式，所侧重解决的问题不同（后者首要目标在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扶贫），进一步加大了做出判断的难度。
但分歧中也存在共识。王吉鹏也认为，对于过去就有一定工业或商业基础的县，“松绑”将有利于其释放经济活力。
而对企业来说，县域经济生态的改变，就可能孕育着商机。抢先看清趋势并布局者，往往能占据先发优势。就此，河北省香河县副县长高伟凯的看法是：省管县试点这样的重大政策变动，的确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微观企业的生产、销售、市场布局，企业的经营战略也需要适时调整；但是，这毕竟只是变数之一，企业家更应综合多种因素，自主决策。
从现实中看，省管县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资产价格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河北省三河燕郊镇原本是人口不到3万的小镇，现已成为常驻人口25万、建成区面积42平方公里的准中等城市。据估计，约有10万北京市民在此购买了房产，各类经济资源源源不断流入。从三河市房价走势的时间来看，很难说与省管县试点的进程无关——2005年，该地每平方米平均房价才2500元、次年即暴涨60％、达到4000元，目前现房价格基本在5000元以上、期房价格也在4300元以上，和一些省会城市相差无几。
这种效应，甚至在刚成为试点县的河北香河，也有所反映。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香河县2009年的招商引资进展很快，前5个月内，全县竣工及在建总投资千万元以上项目169个、项目总投资186.1亿元，同比增长81.6%；其中亿元以上大项目50个、占总投资75％。在7月10日至11日，香河县委、县政府主办了“中央企业香河行”活动，有数十名央企、北京国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参加。
（观察）：勿走老路
事实上，无论省管县还是县域经济，在国内都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更有价值的问题是，本轮行政管理架构改革，能否避免老路，真正促进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省管县是对现行市管县体制的颠覆、同时又是回归。早在1982年，市管县体制逐步取代原来的省管县；10年之后，省管县再次局部启动试点，如今全面推行。县域经济也同样如此，不过叫法有所不同。10余年前，正值乡镇企业鼎盛时期、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甚至占当地GDP的三成以上，1997年还专门出台了《乡镇企业法》。而乡镇企业的背后，也是为发展县域。但随后，这些企业大量走下坡路，甚至乡镇企业的名称，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对于当年乡镇企业失败的反思，主流观点认为：首先是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各地几乎是“乡乡冒烟，村村点火”，有点像大跃进；其次产权不明晰，当地政府的干预过深；同时，上项目靠拍脑袋，没有经过科学、审慎决策，诸多重复建设，也是重要原因。乡镇企业失败，使企业、当地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一幕，会不会重演？目前看，风险依然存在，依然是政府在热心推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并且，省级政府受制管理半径、市级政府又正退出监督，还可能加重这种失控。
在省管县促进县域经济良性发展方面，浙江总是被作为正面样本。据了解，浙江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即使在省内，也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的经济业态——譬如，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出现了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柯桥轻纺城、永康市科技五金城、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等全国闻名的大市场；同时，浙江将城市化的外延扩大，不仅发展省会城市、地级市，将县级城市也纳入其中——1998年，浙江省提出以城市化提升县域工业化的思路，如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由当初的5个小渔村，发展成为23万人口的“中国农民第一城”。
浙江的做法，对于避免重蹈覆辙很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