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美国出访时听到周部长离任消息的，仿佛隐隐听到鼓荡的民意心声，有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在周部长离任之后，媒体似偏于对其人品的评价。周部长的勤政和廉政，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曾听华中科大的干部抱怨，周任校长时，校机关几乎没有正常的休息日、寒暑假，因为他自己从不休息。但这并不是对一个教育部长最重要的评价。

    从2002年至2009年周济任教育部长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观和教育发展观大转型的时期。教育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同时，也弊病丛生，积重难返，成为民怨沸腾的问题领域。教育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受内外许多因素的影响制肘，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中，不宜过于夸大个人对教育发展的作用，也不宜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但是，对于最耽误不起的教育，以六年之期，还是应该对教育主管部门的绩效加以盘点和评价的。诸如回答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农村地区初中生的辍学率到底是多少？与六年前相比，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尤其是山区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流失、辍学率，究竟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与六年前相比，城市中小学的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弊端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体质指标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与六年前相比，高校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的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教育行政化的弊端的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教育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和职能转换启动了吗？

    正是在对于教育基本形势和基本问题的判断上，教育部领导的认识与国务院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认识呈现巨大的差距。周部长不遗余力地宣传教育取得的伟大成就，却无助于解决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正视问题，并不是否定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教育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仅仅满足于数字、规模、速度，而不是围绕解决当前教育中那些严重、突出的问题开展工作，就不可能营造“人民满意的教育”。

     周部长有一个很突出的个人见解。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教育成就那么巨大，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人民群众还是不满意，抓住一些局部的、片面的问题如教育乱收费、教育公平等不放，他认为这主要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因而，他不仅十分重视对教育舆论的控制，甚至对一些发表不同于教育部观点的学者进行直接的干预，显示的不仅是胸襟和雅量的不足，而且是对于教育问题、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等“通识”的不足。

     这里的核心问题，对于后来者也是一样的，即出任教育部长，究竟是做官还是努力做一个教育家，或至少有这么一种追求，向这一目标靠拢？一个工科的博导、一个理工科大学校长，是否就是教育部长的恰当人选？其实，教育部长最重要的资质和条件，就是温总理常说的爱教育和懂教育。是否具备这种资质区别非常明显，如若仅仅满足于做官，着眼于维系现有利益格局，日理永远理不完的万机，那是缺乏发自内心的教育关怀和教育理想的，不大会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面向未来的教育使命，自然，也不大会有改革教育的自觉追求和动力。因而，一段时间以来，诸如教育体制改革，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家办学，社会参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之类，在教育部的官方话语中都是十分稀缺的。

     辞旧迎新意味着一种转机，意味着一种希望。袁贵仁以文科大学的出身任教育部长，打破了长期实行的工科思维的惯例，是值得圈点的。在爱教育、懂教育的维度上，新部长似胜出一筹。对于教育部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上会有所作为，人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