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富裕？愉悦？强大？

　　中国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还是两极分化？综合一些观点，目的是认识国情、启发思考。

　　2007年12月3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标题是《一个强大而脆弱的超级大国》。有关文章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已成为一种现实。在一连串的问题上，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重要的国家。

　　中国崛起及其发展前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密切关注。从经济规模、国力强盛、国际影响与发展潜力的四大因素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赶过了欧洲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从超级大国标准的影响因素看，文化因素、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三方面是中国所具备的。而经济金融因素、军事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暂时还不具备。从地理因素看，这个国家要控制有广阔的陆地或者海域。广袤的土地令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矿和种植粮食等，实现自给自足。一个国家国土小而缺乏战略纵深，即使再富有，在军事层面上也是非常脆弱的。从经济金融因素看，出众的经济实力是超级大国的必备实力。首先她要享有原料优势，此外，国内市场的大小和生产力也是一个指标。在世界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她还应该具有改革的活力，以及具有积累资本的能力。从人口因素看，超级大国应该有大量已受教育的公民、高度发展的基础设施、高度的文化和经济能力使附近地区在其直接控制之下。 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看，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制度，能够动用大量资源去实现全球政治目标，或带来强大意识形态之影响。 从军事因素看，超凡的军事能力，相对无懈可击、有能力阻止或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并且拥有镇压及影响全球的统一军事力量。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面对苏联东欧巨变，来自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喧嚣一时。之后，随着中国稳定发展，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巍然屹立，西方舆论开始大谈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政治、经济、金融、环境以及发展模式等各方面分析中国崛起可能对西方利益构成的冲击。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事实，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开始更多谈论“中国责任论”。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0月17日发表文章称，10年来中国经济闯过了一轮又一轮国内、地区和全球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和本土发生非典事件，没有一次危机能让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可以说是世界经济中的稀有动物，按照很多标准衡量，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其规模和重要性如此巨大，因此它的影响更像是个超级大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7月25日曾发文“愉悦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具魅力。

　　愉悦是指一种令人感觉良好的，令神经活跃、心情愉快的正面情绪。 生命上的富裕不仅仅是指我们有钱与否。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是我们心灵上得到的满足，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慰藉。

　　中国开放境界的提升，今后还会延展。兼容并蓄的程度在加深拓宽。这似乎也意味着，在政治改革、经济政策、政府廉洁、城市管理及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借用"外脑"来激活创新力将成趋势。当一部分国人还坚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相信东西文化可以融合出利国利民的新体制、新策略。“愉悦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能体现中华文化魅力，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感召力。前者是和谐与包容，后者是力量和张扬。

　　做世界公民，首要的不是愉悦他人，而是自我愉悦。具体而言，不仅让外国人而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肉和菜、在轻松整洁的环境如厕。

　　中国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

　　吕宁思认为，它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包括约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13亿人口当中，包含着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在世界银行的国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中，中国排在喀麦隆和危地马拉等贫困国家之间。中国之强大国力，与较低的国民财富之间的差距，让经济学家们是颇为困惑，苦于寻找新的定义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对如何应对中国这种复杂地位，是大感头疼。

　　世界银行将中国列为中低收入水准的国家。2007年的资料显示，中国人均年收入在936美元，到3705美元之间，和中国列为同种水准的国家还包括玻利维亚、印度、摩洛哥和叙利亚等，而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把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即便如此，仍有人质疑中国在以崛起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要求更多权益的同时，又以贫困为由避免承担更多的责任。

　　2009年8月27日钟伟在《南方周末》撰文“为什么会有贫困和富裕？谁应对此负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全球1/6的人口提供了全球总产出的78%，并获得了全球总收入的78%，差不多每人每天70美元。而全球3/5的人口却生活在61个最贫困的国家，他们只获得全球总收入的6%，每人每天约2美元。更糟糕的是，全球至今仍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平均贫困线还低28%，这些人占全球人口的18.4%，却仅占不到0.3%的全球总收入。

　　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估计，目前全球26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20亿人不能享受到电力带来的光明，11亿人无法得到安全饮用水，8.3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全球至今有8.7亿的成人是文盲，6亿人生活在危害健康和生命的环境中，2.5亿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5到14岁的童工，比如从军、沦为妓女、家奴，或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年约800万人因极端贫困和饥饿而死去，其中约有500多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请你记住，这个地球1/6的人口生活在没有明天的挣扎状态，5秒钟将有一个儿童因饥饿疾病而死，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成长和经历是什么。每人不到200美元的疫苗就足以避免一条生命的夭折，每年数百美元的食物和水就足以维持一条生命的存在。

　　有的人把贫困归结为幸运的或者不幸的国家制度选择。有的国家资源禀赋相当接近，但国民生活却迥异，比如韩国与尼日利亚。有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也给其国民的命运带来了深刻变迁，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的变化。我们为什么会有朱门酒肉，路有饿殍?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78年，按每天收入1美元的世界标准，当时中国贫困人口达6.24亿，占全国人口的67%(另一说法为当时中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7年末，全国绝对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30年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35亿。换一个角度讲，过去30年，如果撇除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地球上大部分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就化为乌有;如果撇除了东亚对全球减贫的贡献，这个地球变得更糟了而不是更好了。过去20年，撒哈拉以南的3亿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几乎未有任何改善。

　　中国贫困吗?基本如此，请忘记东南沿海的灯红酒绿，看一下赤贫的人口。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 (到2007年调整为785元，但仍有1479万处于赤贫以下)。2000年还制定了低收入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865元以下，2007年该标准调整为1067元，当年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2008年，中国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并为：年收入1196元以下的皆为扶贫人口，这样中国的扶贫人口约为400万人。但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次贷危机前人均每天1美元生活费，次贷危机后调整为1.25美元，我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在2亿人，按户均3口人计算，几乎一半中国家庭仍有贫困人口存在，富裕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无需讳言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上大大改观了，中国变好了，但未必真的有那么好。

　　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尽管政府、企业和国民已经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但对市场机制本身却仍然存在广泛的质疑甚至抗拒。尽管20世纪的历史记录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和不人性的尝试，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此寄托着太过美好的幻想。

　　作为经济学教师，承认对贫困问题难以有所作为是件令人耻辱的事情。中国，经过60年她仍然是个发展中的贫困国度，尽管有极富裕群体点缀其中。地球是个烂地方，但我们已无处可去。我们的行为或者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能让世界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功利和糟糕。作为具有神性和人性的人，作为这个物种本身，应该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致力于减少地球的极端贫困现象，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挑战。

　　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 ）的新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GDP已达2万2300亿美元，经济居世界第四位。中国手里有价值2500亿美元(最新数字是3200亿)的美国国债，成为美最大债主。美国消费品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便宜的中国商品使美国得以保持低通胀与低利率。事实上，“美国跟中国已坐在同一条船上”。

　　然而，中国迅速发展也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严重。1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三分之二劳力在国企之外干活，每年3000万人次出国旅游可以获得自由信息。媒体市场经营化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得政府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对人民进行控制。中国城乡不断出现骚动。

　　谢淑丽认为，“虽然从外部看中国是个强国，然而中国领导却感觉到中国的脆弱贫穷，被国内问题所困扰”。“如果经济增长减缓，问题堆积如山，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借动员国内支持来制造一场国际危机，而且不能向国内示弱”。

　　谢淑丽认为，事实上，中国既不脆弱，也非超级大国。提醒中国，要当超级大国，先得致力于解决好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