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发展讲话》写作前后

                                    ――――答洪子诚

问：《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是如何发起、组织的？由谁提出？怎样形成这六人组合？当时你们是大学生，对承担这一任务有什么看法？

1958年，我们一九五五级的学生利用暑假一个月，加上开学以后几个月的时间，编著成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充斥于报章上赞扬性的报导，口气是很大的，北大中文系五五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就连一向似乎不以为意的苏联报刊也有了反应，虽然口气不太大，采取就事论事的姿态。我记得似乎是《消息报》（苏联一家很重要的报纸）上的消息，把这一成果说是，北京大学一批“年青的学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当时我的感觉是，苏联人礼貌性的赞扬，并不到位，我们崇高的称呼并不是“学者”，而是党所培养的“普通劳动者”。对于捧场已经习以为常。连自己和斑上一些同学集体讨论的照片上了中国青年报，印象都淡薄了。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从系里转到班级领导费振刚那里陈毅的来信。那信封就不太一样，外面套着国务院外交部的大信封，里则是陈毅私人宣纸信封，以水印的梅花作底。陈毅毛笔书法，多用侧锋转中锋，颇为俊俏潇洒，没有一点元帅气。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康生的来信，康生是书法家，但他的信是不是用毛笔写的，信封什么样子，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好像比陈毅的要长得多了。在一片喜气之中，迎来了新的战斗任务，乘胜前进，再接再厉编写“红色当代文学史”。虽然对此颇有争议，我记得在一次报告会上，林默涵的意见就有点杀风景：当代文学才八九年，写什么文学史。但是，在那以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为荣的热潮中，就是林默涵这样的左派高官的权威，也打了折扣。到了学期末《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摆开了阵势。

我被分配在诗歌组，而且当了组长。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在这以前，我虽然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而且最后还和谢冕一起写了李白那一章，但是，最初，也就是在暑假初期，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反右派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那种“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右派”，是一个简称，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具体内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我这样一个“右派边缘”的人物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殿堂，我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能指望什么？暑假期间，有一个在农村去劳动的任务，我们几个比较右的分子，就在一个左派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但是，不久以后，就被召回，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小组。虽然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甚至有时还有混入人民队伍之感，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地到“唐诗”这一组报导。各个章节都已经分配给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章“唐诗的世界影响。”，就分给了我。我哪里有本钱来写这样的题目？好在，当时知识已经公有了，找到东语系和西语系的教授访问一番，把他们的说法和资料疏理、组合一下，写起来并不难。参加这样的集体学术研究，我有一种浪漫之感。热火朝天的阅读和写作，差不多每天都是开夜车，一连两个月，有同学寒假探亲归来，第一句话，就是“瘦了”。在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倒不是写作，而是，逐渐把自己的“差一口气”的身份淡忘。我也被列入党所培养的新一代，而没有沦入人民的敌人之列。等到红色文学史最后定稿的时，可能是李白那一章，原来的稿子不太理想，就让我和谢冕来重写。从此我就和谢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谢冕属于年级里领导阶层，我则是一个小毛毛，对他有一点望而生畏。也许是由于写作李白的机缘，等到“当代文学史”进入操作阶段之时，也许就是谢冕，把我提到了诗歌组组长这样的位置上来。

不久以后谢冕通知我，《诗刊》社的徐迟和海沙鸥来了，要我们编写一部新诗发展史。现在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他们二位来到我的宿舍。当时徐迟是副主编，沙鸥是党支部书记。他们的意思，《诗刊》有一个设想，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这样的任务，不能老是依赖专家，应该让我们自己年青人上阵。曾经考虑过别的学校，最后还是确定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的学生。时间很紧，我们自己也有编写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当场决定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当时的气氛很是热烈，我在《智者生命的质量――怀念徐迟》中曾经这样写过：

我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聆听他的教诲，但他并没有使我感到在他面前变得矮小。他留给我的印象倒不是他英俊的面庞，而是他淡吐间对于艺术的执着和忘情。记得他坐在我们双层床的下铺，忽然讲起了他所喜爱的荷马的史诗。我是读过他翻译的片断的。他激动起来了。说荷马描写一群大雁飞越过与天空的情景，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不想头就碰在了双层床的上沿的横木上。他只是用手捂了一下头，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皱眉。我们本想笑的，看到他若无其事，也就很修养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似乎只有我和谢冕、孙玉石。任务这么急，三个人是不够的。于是分头去物色人马。谢冕提出五六级的刘登翰，可能是刘登翰提出了洪子诚。因为谢冕和我都不太了解洪子诚。我去找了五五级三班的钱文辉，他是无锡人，我们有时用吴语方言交谈，有些交往。但是，他拒绝了，说是寒假要回家。后来就找了殷晋培。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当时谢冕、孙玉石、殷晋培和我是四年级，进登翰、洪子诚是三年级，对写作新诗史这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资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政治挂帅，把党的文艺方针贯穿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敢想，敢干，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于历史使命有一种新的自信。

 

问题二  在1958年前后，编写事实上是中国新诗简史性质的论著的动机是什么？

就我们这几个人来说，几乎是没有想到过有什么自己明确的动机。《诗刊》当然有他们的动机。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红色文学史”鼓动起来一股青年大学生写史的热潮。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也在写《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北京师院的中文系同学也在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似乎是把我们的缩写一番。我们提出的学术纲领是，把颠倒的文学史重新颠倒过来，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而封建文人，本质上地主阶级的，他们的文学，只能是支流。当时茅盾在《夜读偶记》照搬了苏联文学理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其实这个理论，是从列宁的哲学理论演绎出来的。列宁列宁断言，贯穿整个哲学史的，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连茅盾都是教条主义地硬性演绎，我们就更教条，也更加自信。把民间文学和现实主义挂上钩，而文人的文学，则严酷地根据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程度加以甄别。自以为一个新的学术高潮，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创造。《诗刊》在这种热潮中，自然也不能作“观潮派”，他们也有他们的使命感，显然，徐迟和沙鸥代表着编辑部的一种决策。要在新诗的历史论述上，开创一个新局面。一来表现他们对于这股热潮的支持，二来也想按照新的观念来为中国新诗许多问题作一个定位。他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热情，甚使我们感动。要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大刊物，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今居然登门约稿，这不仅仅是礼贤下士能够概括的。

当时中国的中文系大学生比比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我们？可能是北大的名声。据何其芳在给我们做报告时称：面对这么多大学生带着这样极端的的观念，对文学历史作无情的阶级分析，他是非常忧虑的。当时他已经风闻，王维已经被当成反现实主义的代表。他当然无可奈何。他关注的是陶渊明的评价，同样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也被否定了，何其芳说，那他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令他欣喜的是，在我们的“红色文学史”中，陶渊明没有被简单地否定。而北师大学生写的文学史，陶渊明则是被否定了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诗刊》人士看中了我们：虽然勇猛，还不算凶暴。

就我个人来说，进入大学中文系，一直比较喜欢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并不想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参与红色文学史写作之前，我甚至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具有理论色彩的评论文章。在写作红色文学史的初稿时，我的文字受到诗歌的影响，想像比较跳跃。据友人告诉我，当时审阅我的稿件的陈素琰同学（后来的谢冕夫人）说，孙绍振的稿子，好多句子都连不起来。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磨练，我居然被遴选和著名的才子谢冕一起为红色文学史写作相当重要的李白那一章。说明，我的句子已经开始连贯起来了。在进入当代文学史组以后，我又研读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人解放以后的诗作，写了些稿子，似乎并不太难。这也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同时，也不无想借此机会，练一下笔，试探一下自己的潜能。说不定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以发展的余地。

 

问题三  请回忆当时编写的具体情况。集体性的科研在当时是一种方向，在编写过程中，如何搜集、阅读资料，如何分工，如何统一思想观点？《诗刊》的负责人在编写中起到什么作用？

答：集体性的科研，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方向，而且是一种荣誉。投入集体研究，把研究成果奉献给人民，是集体主义精神，而坚持个人研究，则是纯粹为了个人的名利，和资产阶级专家无异，这是新中国青年所不屑为的。就在我们年级，有一个同学，进校门不久，就立志于现代汉语的成语字典，到了一九五八年，已经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当时他们班上策划集体编写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他拒绝参加，虽然班上并没有组织对他的批判，但是，在精神上，他长期陷于孤立。

我们的稿子在《诗刊》上，陆续刊载以后，就不断收到稿费，大约是每期一百二十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的伙食费，每月是十二元五角，相当于十个月的伙食费。我们马上就上缴到系里。但不久以后，就退回了。说是，这不是系里规定的任务，是你们自己利用寒假期间研究所得，应该属于你们自己。我记得，当时就平均分配了，每人大概是二十元。谢冕还领着我们到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很普通的，其中一个菜是苦瓜，我从来没有吃过，也不觉得好吃，但谢冕却说，好得很。谢冕还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得了稿费，得了就得了，没有什么可怕，但不要有个人名利思想。等等。

集体搜集资料，阅读资料，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当时习惯于集体生活，一切都遵循着集体主义的精神，时刻警惕着个人主义，特别是个人名利思想的浸蚀。至于思想观念，当然要统一，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在进入研究之前，我们都还只是现代中国诗歌的热情的读者，虽然个性和爱好各有不同，尤其是阅读趣味，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系统的观念。要统一观念，在政治思想层面，没有多大障碍。何况当时，正在进行对“资产阶级专家”王瑶的现代文学史的批判，昭示了真理，那就是，中国现代史，是党所领导的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强大，终于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抓住了这条红线，就抓住了新诗史的命脉。再加上敢想敢干的精神，就无往而不胜。

我们这样乐观，还由于，自信和资产阶级专家相比，我们有先天的优越，受过系统的马列理论训练，具有党领导文学的信念。在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前，我就钻研过周扬、邵筌麟等的党内论理论权威的文章。他们十分明确地指出，早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十分清晰。我们正在学习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又由当时还是研究生的严家炎先生发掘了不少左联以及以前党的早期理论家的资料。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深信不疑。

现代新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从思想到组织上的的直接领导，这是一条不断自觉，不断深化的红线，这一点，在我们编写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发生过争议。而《诗刊》编辑部，好像十分信任我们，几乎没有正面提出过任何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要求。这可能是当时的舆论早形成一种定势，就是青年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早已走在了前面，老一辈的人士，只有紧跟的分。最多也就是，为我们服务。例如，把作家协会、北京图书馆的新诗集尽可能地借来。再加上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下子摆满了两张木板床。一切交由我们自己去决定。他们除了春节来作例行的慰问以外，就没有再管我们。

而我们似乎也没有进行过多少次讨论，就进进了分工。这种分工，今天想来，完全带有随意的性质，本来，我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有过比较多的关注，还读过一些《新青年》《新潮》等等的刊物，对郭沫若《女神》，早就读得比较熟。但是，在具体分工的时候，居然让我负责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那一段，其实，我对那一段，一直比较狐疑，尤其是对于《王贵与李香香》还有张志民的《死不着》我从来就不能克制对它的怀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分配给我，尤其是，在朋友们相当和谐的氛围中，我为什么也没有提出异议。也许是由于考虑到这是集体科研，强调个人兴趣是可羞的。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涌动。

这正是我在下面要细述的。

 

问题四  “反右”之后，似乎对现代文学史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叙述方法和评价标准。你们都是爱好诗歌的，这种标准与你们原先的爱好、评价是否相符？如果出现冲突，如何解决？如何确定《概况》的体例，确定描述范围，确定诗人所属的“路线”，如何分配比例？

就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我可以说是和1942年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诗歌。我时常感到解放区的诗歌，根本就没有什么诗味。我的艺术趣味是在高中时代形成的，

1952年，我考入高中。因为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得了八元稿费，买了一本诗集，是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那种心灵精致而细腻的情调，唤醒了我许多记忆，让我发现了自己心灵中许多精彩的东西。那种用平凡语言表现温润的情致的手法，令我醉心。

关于这一点，我在2005年3月2日答《新京报》记者问时这样说：

我看到新华书店处理解放前的旧书。其中有一套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只缺一本艾青的《向太阳》。我买下这套书，很快便爱不释手。我知道，上边有人对新诗不满，号召以民歌形式创作。可看过《七月诗丛》，我却对当时最红的民歌体，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的诗歌看不下去了。一进北大。很快就参加了诗社。大一时，我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读得如痴如醉。有一阵，每天早上起来，都念一首聂鲁达。《让那伐木者醒来》，《致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许多段落我都背得上。后来在俄语课上，又读到了普希金的诗《致察达耶夫》，那轻轻重重轻轻的格律，令人着迷，比之译文要精彩多了。我至今我仍然能用俄语背诵《致察达耶夫》和来蒙托夫的《哥萨克摇篮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我也能用俄语背诵一些片断。马氏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是象征主义。那时我在自学英语，读了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如雪莱的诗，特别是被何其芳称为“坏脾气的爵士拜伦”的诗，他的“恨我的，我报之以微笑；爱我的，我报之叹息”，格言式的深邃，令人心悸。他们的感情是那么自由，那么多样，想像那么奇特，我读得心醉神迷，这才是真正的诗呀。我的心灵打开了一面通向众多艺术流派的窗子。和这些比起来，《王贵和李香香》在艺术上是太狭隘，太陈腐了，顺着这条线，我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我的震动更大。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在一次班会上，我公开说，大学生应该有叛逆精神。在共青团小组内，遭到批判。北大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像何其芳在《夜歌》中所写的那样：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夜晚有太好太好的月亮，整个心灵就像一面打开的窗子，思想像众多的云，乱纷纷地飞来。可是这样开放的窗子却难以让李季的信天游，包括他建国以后红极一时的“石油诗”进入。

 

1957年，我差一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就是差一点成为人民的敌人，这使我处在精神危机之中长达一年左右，常常不能摆脱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不能不痛切地反思。我自认是热爱社会主义而且是热爱共产党的，我不能忍受自己成为人民中成为敌人。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认，我的思想，老是和党不一致，我的艺术趣味也和党所提倡的方向往往迎头相撞。在诗歌领域，我不能接受李季，张志民，在小说家中，我根本瞧不起赵树理，私下以为，拿他和肖洛霍夫比，简直是家畜比大象。我本来是以大学生的叛逆性格而自豪的，但，处在右派边缘的恐怖日子，却使我彻底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看来，我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的本质了，自己的艺术趣味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肯定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作怪。既然党在反右运动中挽救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自己呢？

我把重新理解评价《讲话》以后产生的新诗，作为自己思想改造，趣味改造的一种良好的机遇。在这前后，周扬在北大中文系做过几次讲座，他的学识，他的翩翩风度，他的高谈雄辩，都使我对他有好感。他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大跃进民歌《红旗歌谣》写的《序言》，我不能不接受他对民歌加以高度评价。他的一系列文章都反复强调，《讲话》以后的诗歌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在这以前，在诗歌领域充其量只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劳动人民是上不了台盘的。只有在讲话以后，在以李季为代表的新诗人出现了以后，劳动人民的声音笑貌才在艺术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我几乎是强迫自己认同这些观念，把李季为代表的诗风，当作五四新诗的一次蜕变，在艺术上是一个新的突破，开一代诗风的丰碑。

 

问题五  据说你们当时集中在一起，住在什么地方？吃饭等日常生活怎样解决？

这一点回忆起来特别有趣。当我们决定在寒假去中国作家协会宿舍和平里的一个小套间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里并没有食堂。我们必须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我们除了在北大食堂吃饭以外，还没有在任何其它伙食单位吃过饭。有时在街上小店里吃一顿，也不要粮票。虽然从五八年以后，除北京以外，全国其它城市，在饭店里吃饭是要付粮票的。考虑到经济条件，不可能每天都到饭店里吃。就决定自己开伙。

自己买粮食，得有粮票。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居然叫我这样一个马大哈式的人物去大饭厅办公室去退粮票。这并不费什么事，按两个礼拜的定量，给了九十斤粮票。那是全国粮票，一斤一张，九十斤就是九十张。崭新的，印刷精美，像邮票那样，中间有刺孔相连的。到和平里，附近的粮店，人家不卖，要有户口本。和平里宿舍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有住在楼上的邹荻帆，对我们表示关心。邹先生当时并不在《诗刊》，好像在《译文》编辑部。我们很想向邹先生家借户口本，但是，又顾虑，怕我们买了，人家的定量被占用，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不是向邹先生借过，可能是马马虎虎借了，买了一两斤米，把北京那种带着烟筒通向室外的炉子好歹生着了，熬了一点稀饭，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却发现有人头痛（好像是殷晋培），再一看，炉子已经灭了。后来邹先生，或者是邹太太过来看了，说是烟筒堵住了。很危险，头疼是煤气中毒。我们一吓，就不敢再自己做饭了。怎么办？谢冕决定，到外面小店里吃。不过一天三顿太浪费了，决定一天吃两顿。

记得那是北京胡同里边最不起眼的小馆子。十四天的伙食费，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北大食堂里退来的？还是谢冕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凑来来的？我一点不记得了。

寒假结束以后，任务也基本完成，就回校了。留在印象里，最为鲜明的是，我们第一次乘坐了出租车。每公里二角五分。九十斤粮票没有用上，也没有注意，就放在我的箱子里。过了一年，  到了六零年，严酷的饥饿袭击着我们。不管到那里都要有粮票。人们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地克服着吃饱的冲动，粮票变得珍贵了，这时我想起了大概是放箱子里的九十斤粮票，悄悄地去寻找，可是连影子都没有。为此我悲伤了好几天。

 

问题六《诗刊》曾组织对《概况》初稿的讨论，都有谁参加？提了那些意见？为什么《概况》在《诗刊》没有全部登完？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说原来要出版单行本的？

《诗刊》组织讨论是在王府井的作家协会的会议室里，除了我们几个人和徐迟、沙鸥以外，有诗刊编辑部的丁力，还有一个，老在做笔记，可能是尹一之。邀请出席的人士，有臧克家、郭小川、楼适夷。臧氏身体不好，来得晚，说是只能讲半个小时，而且要提前离开。所述大都是他自己的事，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是如何出版的。闻一多出了多少钱。等等。他比较关注自己评价，时不时把自己和艾青比较。当时艾青已经打成右派，当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什么人表现出墙倒众人推的情绪。但是，臧氏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舒服的感觉。

说起艾青，又介绍了一些他早年以莪伽为笔名写的一些现代派的诗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小川，他可谓是坦率之至。好像是谈到不能光是从思想评价诗作的价值，不能忽略艺术成就。他扯到了毛泽东诗词上去，说，我们当然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也不能说，毛泽东诗词每一首都同样的好。毛主席自己说旧诗束缚思想，又说自己长于长短句。郭小川的意思我完全能理解，那就是毛主席不长于律诗。他这种讲法，最对我的胃口。会上楼适夷先生讲了一些左联时期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蒋光慈，这个左翼浪漫诗人，弄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共产党员，都有点模糊。楼适夷、徐迟和郭小川的发言风格，和臧克家的风格不同，他们明明是当事人，但绝口不提自己。

稿子交到《诗刊》，发表了几章以后，我记得还有一两次接触。是在《诗刊》编辑部。那时阮章竞，不知从什么时候，调到《诗刊》了。初次见面，觉得长相颇为潇洒，不像延安来的，也不像他的诗那么土气。阮章竞，握了手，寒喧之时，客气得很。

在记念徐迟逝的文章中，我曾经回忆到在《诗刊》的小规模叙谈：

   我们这几个年青人的稿子，几乎都是经过他修改的。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稿子，不经过修改，是不可能发表的。我记得凡是写到他的地方，都给他删去了。那时，我们都很年青，除了孙玉石、刘登翰的字写得比较工整以外，其它的几个，尤其是我，向来就是笔走龙蛇为特点的。而且懒得抄写，涂涂改改，勾来勾去，想来他是不胜其苦，当然对于我们的书法他不可能欣赏，但也不正面责怪我们，只是似乎很随意地提起“茅公”（茅盾）的稿子，大都是工细的小楷，每页只要有三个左右的错字，就要撕掉重写。我们不知道谢冕听了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是感到脸上的有点热辣辣的。

当时，我们和《诗刊》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诗刊可能是比较欣赏我们。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就约请我们写一些评论。谢冕、我刘翰都成为他们的作者。当诗刊登载了郭小川的长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殷晋培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在《诗刊》很快登载了出来。殷晋培后来告诉我，他有一次到《诗刊》去，正好有一个人坐在编辑部，有人介绍说，这是小川同志。殷晋培说，当时不禁脸上热辣辣的。

 

在《诗刊》上连载了三四章以后，突然不再刊登了。据徐迟说，要拿去版单行本。其中的原因，我们并不知情。后来过了几个月吧，稿子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退了回来。退稿信寄到《诗刊》，据徐迟说，说得很刻薄，意思是除了几处章节比较有艺术感觉以外，都不太行。为什么要中止刊载，则没有人提起。我们也没有询问，在当时，为自己的稿件出面争论是可羞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刘登翰参加了他为副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大庆时，他才说，当时是一个和他同辈的人士，因为有些敏感的问题，突然“不敢”了。很可惜，我当时

没有听清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