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骕（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本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科技》2008年11期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我国现阶段情况，将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14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了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成因。认为我国传统制造业长期粗放增长有五个成因，即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理念陈旧；产业技术普遍落后，技术创新匮乏；企业管理与产业组织落后；部份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剧了企业的低层次竞争；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制和宏观调节乏力。
0.问题的提出
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已经是毋须争论的问题。“九.五”初的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初的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要“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初的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再一次提出，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06年2月21日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同志强调，“要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05年3月5日召开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由三个五年计划反映的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要求，我们即不难看到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将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客观地看，“根本转变”与“加快转变”都是在当时情况下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极为重要的判断和考虑。一个经济体是由众多行业构成的，其中必有一些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最为重要的行业。这些行业是整个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牛鼻子”，抓紧这些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可能从根本上加快我国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就制造业转变经济增长的问题展开研究，这对于我国经济整体上转变增长方式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我国整个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尤为粗放。基此，聚焦于“传统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这更具极为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集中探讨“我国传统制造业长期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成因”。
产业是经济中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企业的集合，是国民经济某一标准划分的一部分。本文研究只涉及传统制造业。在我国长期采用的五大类产业分类中，制造业属于工业部门。结合我国现阶段具体情况，本文主要研究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14个行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相关难题”。本文在调研及分析基础上认为，我国传统制造业长期粗放增长，增长质量与效益难以提高，这主要有五方面成因。
1.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陈旧
我国多数企业发展的理念陈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诸如企业领导者经营理念短期化，更多地关注一时的企业产值和利润；片面理解企业成长的内涵，把企业成长片面理解为“做大做强”，而轻视企业做大做强中的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问题；偏好上新项目、大项目，而轻视在技术创新与进步方面付诸更多的努力。就此而言，还可以罗列出企业发展理念陈旧的众多现象，既然众所周知，也就无须过多赘言了。但更为可怕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落后。例如，多数地方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本身就热衷于新项目、大项目，而对政府投资于技术创新项目避重就轻。各级地方政府更是更多地偏好上新项目、大项目，这既有着对于当地民生的关注，也有着对于政府政绩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就成为必然的现象了。且在整个工业中，不少传统制造业具有“吸纳劳动力多、需支付工资低（有助于营造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见表1，上文件上传技术原因，此处略去）、工业化中期对这些行业产品的需求量大、是当地经济支撑行业”的特点，基此，围绕这些行业上大项目、新项目，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十分热衷、偏好的选择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烟草制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个行业外，其它行业2006年的人均劳动报酬基本上都低于全国各行各业总计（含政府、事业单位、各行业企业）和所有行业企业平均的水平。而烟草制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个行业，既与工业化中期的高需求相吻合，又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巨额的财政收入。由此不难看到，围绕表1所列行业上大项目、新项目，“粗放一些有何妨？”就此而言，各级地方政府都可以找到十分充足的理由。
2.产业技术普遍落后，技术创新匮乏
产业技术落后是我国各行业的通病，而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落后尤甚。仅从企业现役装备来看，我们即不难看到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落后状况（见表2，上文件上传技术原因，此处略去）。典型的是，食品加工业、饮料加工业、造纸行业的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控制和光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装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液态食品（啤酒、果汁、乳品等）无菌灌装线、微型精密塑料和高强度多层复合塑料加工机械、先进的宽幅高速造纸机等只能靠引进，而多数企业又无力引进，这些行业中多数企业现役设备落后，其结果增长必然是高消耗（能、水及原材料等）、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
在产业技术落后的同时，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十分匮乏。我国现有工业分类共39个行业，本文所涉及的14个行业约占我国全部工业门类数的36%（即14/39）。但在2008年7月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筛选、命名的首批91家“创新型企业”中，属于本报告所界定的14个传统制造业范围内的企业只有9家，约占10%（与前者36%的比例极不相称），且都是大型企业，基本集中在石化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这与其他行业众多中小型企业入选“创新型企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这些行业的创新确实不如其他行业。与之同时，最能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成果的三个指标，即人年平均R&D经费(万元)、人年平均发明专利申请数(件)、人年拥有发明专利数(件)三者，传统制造业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十分匮乏，故即便在研发投入较高的传统制造行业，其之产品在国际同行中同样缺少竞争力。如石化行业，2006年人年平均R&D经费达到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7.85倍，但其仍然是产品种类少，档次低，精细产品稀缺。在国内合成树脂消费中，五大通用树脂（聚丙烯、聚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ABS/AS）超过90%，但国内企业产品所占份额却多年仅仅在43%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企业生产的合成树脂质量、品种、牌号不适应当前的国内市场需求。与之同时，国内企业生产的专用材料产量仅占到国内同类产品市场需求总量的13%，80%多的市场份额被国外公司所占领。国内石化企业至今不能生产汽车、家电等高档专用材料，以致于在国内整个精细化学品领域，美国杜邦公司占了40%左右的份额，而我石化所占的比例不到4%。
3.企业管理与产业组织落后
我国传统制造业多数企业管理落后。沿海早期开放地区传统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某沿海省传统制造业企业管理水平之低，我们即不难看到全国传统制造企业管理的落后（见表4，上文件上传技术原因，此处略去）。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大约84、85年），前国家经委曾向全国推广“18种现代管理方法”（据说当时提出“企业管理要掌握十八般武艺”），包括经济责任制、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统筹法（网络技术）、正交试验法、系统工程、价值工程、市场预测、滚动计划、科学决策技术、abc分析法、全员设备管理、线性规划技术、成组技术、看板管理、量本利分析、计算机信息管理等18种管理方法。然而，过去20多年后，课题组曾在沿海发达地区某省传统制造企业调研。调研发现，对这些管理方法知道的企业领导人就不多，实际中使用的就更少了。由此类推，更不用说尚且落后的内地同行企业了。
在企业管理落后的同时，我国传统制造业多数行业的产业组织也与现代化大生产不相适应，除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较强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四个行业外，其它约十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普遍偏低。例如，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水泥行业，我国水泥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都不高（尚且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已有大幅提升），1998年水泥行业前10户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占全行业比重不足5%；2002年生产集中度提高到8.3%；销售收入占9.3%；实现利润则占28%；2004年上半年水泥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但也仅仅分别为11.61%和15.78%。
在国际上，水泥行业是较易提高产业集中度的行业。我们提高水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尚有诸多困难，更不要说提高其它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了。我国纺织业更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行业平均规模偏小,劳动生产率低。以涤纶为例,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的工厂平均生产能力分别为我国的3.5、12、30、35倍。由于工厂平均规模偏小,技术装备差,加上管理水平不高,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先进国家(地区)相比差距悬殊,先进国家(地区)的化纤人均产量大约是中国的5～10倍。借鉴发达国家中期工业化的经验，在传统制造业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企业才有提高技术能力的主动性和投资的能力，整个行业才会有长足的技术进步。由此即不难看到，产业集中度低对于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4.部份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剧了企业间的低层次竞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整个社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相关传统制造业快速增长，甚至是加速增长。在地方政府近乎疯狂的发展欲望下，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现象极为严重，导致部分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在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铜冶炼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尤甚，水泥、平板玻璃、电力、纺织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见表5，上文件上传技术原因，此处略去），产能过剩造成企业之间竞相杀价、恶性竞争，以致于不少传统制造行业被锁定在低端市场，这就大大抑制了这些行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
以钢铁行业为例。2005年4月开始我国钢铁市场价格连续暴跌，10月份主要钢材品种平均价格比4月份下跌了近50%，部分钢材的价格甚至跌破了成本。11月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集团全线产品大幅降价，最高降幅22%。2005年9月份95%的钢材品种价格跌破成本，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长50%。2006年1、2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又复而大涨，钢材产量再次快速增长；1到6月份国内钢材产量同比增长25.8%；而到了7月中旬，一些省区的钢材价格又开始大幅下跌。钢材价格如此大幅涨落，企业那有心思去考虑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
5.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制和宏观调节乏力
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有13年了。为什么13年前存在的粗放增长的特征没有多大改观？为什么不少传统制造业依然如故？“九.五”初的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初的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要“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初的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再一次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三个“五年计划”反映的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要求，任何一级政府和各类企业都不难理解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和众多企业对于中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路，更多地是仅仅给予了“口号式”的回应，付诸于“具体行动”的不多。换言之，切实去做的不多。借助百度、google两大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有多少个政府机构，就会发有多少份号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官方正式文件。基此应该说，各级政府已经充分理解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为什么地方政府和企业又多限于“口号式”回应、付诸“具体行动”的不多呢？除了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陈旧，传统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普遍落后、技术创新匮乏，企业管理与产业组织落后，部份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剧了企业间的低层次竞争等四个原因之外，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制与宏观调节乏力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第一，可以看看地方政府是怎样与中央的政策规制及宏观调控博弈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强有力的政府与分散的企业两者共同决定着我国经济的运行与走向”。但事实上，政府又分之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对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路和要求，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联盟、捆到了一起。这就使得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局面，进而形成了一边是中央政府要求“根本、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边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对付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对付中央，一是经济增长目标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层层放大”，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在各级地方政府眼里成了“软约束”。二是面对中央政府的投资规制措施，地方政府和企业极为普遍的惯例性做法就是“项目分解申报”，使其低于中央政府综合管理部门核准的门槛，从而规避中央政府的规制。三是面对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与资源管理要求，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常常采取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四是面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举措，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常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旦中央政府明察秋毫发现了，地方政府推出个“替罪羊”即可了结。五是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对于传统制造业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即便中央提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热衷于建设和发展消耗高、污染大的传统制造业项目，仍然是不少地方政府和驻地企业不二的选择。既然地方政府和驻地企业与中央政府这样博弈，中央政府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就很难落实，传统制造业的粗放增长自然就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庇护，继而无疑加大了传统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难度。
第二，可以看看针对地方政府和驻地企业违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路的重大事件，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是否采取了到位的“规制行动”。既然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对付中央，则针对地方政府和驻地企业违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思路的重大事件，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制行动”事实上就很难到位。现实正是这样，这由两个例子足以佐证。一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多次提出要关停并转那些“耗能多、污染大”的传统制造企业，但事实上其中不少企业并没有关停并转，仅仅是在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的“统计数据”中消失了。二是我国钢铁工业2003年时已出现产能过剩，2005年时有约20%的产能闲置。2005年末形成了4.7亿吨的炼钢能力,且还有在建能力0.7亿吨、拟建能力0.8亿吨。即便这样，不少地方和企业仍在违规上新的项目。2003年后新增炼钢产能中，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核准的项目产能不足全部新增产能的20%，绝大部分产能未经有关部门的核准和环评。
总体上看，既然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制和宏观调节是乏力的，中央政府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在地方层面也就是很难落实的。既然传统制造业的粗放增长在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庇护，传统制造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难度也就进一步加大了，要走的路自然也就很长。
主要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