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解读政府注资男同酒吧做法？

                             文/胡磊

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酒吧即将正式营业，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新京报》11月29日）

 

虽然大理卫生局解释“注资男同酒吧只为防艾”，但还是有人认为政府有鼓励同性恋之嫌，更有人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在我看来，相比于一些地方防艾宣传老一“套”（在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的做法，大理市的做法不仅在态度上更为积极，在方法上显然也更为对路。

 

不可否认，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处境是步履维艰，城市的还好点，而农村同性恋群体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旁人是很难明白的。人们对同性恋普遍不理解，甚至岐视。而一部分人提起同性恋，动辄就想象到艾滋病。这些观念，让同性恋群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乡”，绝不敢浮出水面。好象张国荣、何韵诗那样公开承认自己是“同志”的，真的需要具备“直面人生”的勇气！

 

同性恋与艾滋病是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当然不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艾滋病衍生的源头有很多，血液接触是最直接的，此外性接触特别是不洁的性交行为，也是造成艾滋病的主因。从我国艾滋病的调查数字来看，同性恋群体占我国艾滋病病人的数字的确惊人：32%（此数字是本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宣布的）。

 

很多城市都有数量不少的“同志”聚会的方式和场所，可惜，政府方面对此类场所，一般是不禁止也不倡导，媒体上也不乏对同性恋者不公平的言论，以至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都“抬不起”头。农村的就更难避开世俗的谴责，以致产生了不少家庭悲剧。比如最常见的，为隐藏自己“同志”身份，被迫与异性结婚，这种婚姻的结局，大都是一杯苦酒！

 

对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政府一味采取三缄其口，听之任之，漠不关心态度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是变异。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何我国的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占到总数的32%？比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数字高出了十多个百分点！这种苦果的酿成是政府缺乏开明的引导，公众言论有失偏颇，让同性恋始终躲藏在阴暗角落，见不得阳光，不生“病”才怪！

 

随着陈部长“自爆家丑”的数字公布的背后，可见卫生部也可始正视同性恋群，而主流大型的媒体也开始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讨论。这次云南大理市卫生局注资男同酒吧石破天惊的做法，对中国人绝对是一种震憾，虽然大理卫生局投入的区区12万元，可能只够某位贪官女儿买名牌包包，但这种“金钱效应”是巨大的，它更新了一般人的观念，带来了政府对同性恋群体最人性化的看待，对“同志”们是一种善待，是一种福音。

 

为何这种措施不能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首创，而偏偏在相对蔽塞的西南边陲小城出现呢？我想除了是大理市政府创新精神之外，“被迫自保”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性性行为，绝大多数来自男同性恋者之间。而政府力量在防控艾滋病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短板——很难走进目标人群，无法真正达到防艾宣传教育的效果。与之相比，由大多原本就是圈内中人的志愿者，组织发起的民间组织在这方面优势十分明显。大理的“男同志”就超过1800多人（此数字是经过“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大理好朋友工作组”几年来艰难摸底得来了的）。可惜，这个为数庞大的群体，其选择交友的主场所却是古城边一片树林。

 

据工作组的成员目击：11月25日，是云南大理古城的赶集天，并不宽敞的街道被来自周边农村的人们占满。古城边有一片树林，三三两两的男性往深处走去。这些人多是农村男同性恋者，他们是乘赶集天来参加这隐秘的集会。他们中年纪大的有70多，小的才不到20，这个秘密形成的场所已有3年多历史。工作组的成员（注：志愿者，也是同性恋）之一小马自愿充当起帮教者，在现场派发避孕套，一会儿就派出了几十个，更令人吃惊的其中不少“情侣”连套套也不会用……

 

此种现象真实地摆在面前，既然不能阻止同性性行为，就只能正确引导他们的性知识。所以政府出资建同性恋酒吧，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让同恋群体有“家”可归，也较容易在这部分群员中宣传正确的性知识，这对防艾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打上“国”字号，总比民间偷偷摸摸形如地下的不洁场所而言，正气得多！而卫生局局投入的钱,是从当地每年大概80万元左右的防艾基金里拿出的。我想，这样的基金各地卫生部门应该也都有，那么这笔钱都是被怎么花掉的，又具体产生了怎样的防艾效果？会不会也像其他资金项目一样存在“艾滋腐败”？

 

今天(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普遍可及和人权”，这一主题被解读为，希望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能够了解防治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并对相关人群进行更有效的保护。在“政府主导”之外，民间组织在防艾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应得到重新认识。同性恋是染艾的高危群体，卫生局出资建“同志”酒吧是对相关人群进行更有效的保护，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手段，如果有人解读它为“自暴家丑”，我认为这是偏见，这促“丑”为何不能暴？我还嫌它出现得太迟！防艾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的“保留节目”上。

 

后续:刚发完这篇博文,却看到了来自《春城晚报》的报道，政府注资的男同吧未开业就已经寿终正寝，看到此新闻后，我真是不知如何再说，请看报道：

     本报讯 中央电视台、《新京报》等媒体以《卫生局出资建男同性恋酒吧》为题，报道了大理“男同”酒吧将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后，大理“男同”酒吧迅速成了全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在11月30日，所有志愿服务者从酒吧撤离，刚刚开始试营业的酒吧在众人的关注中关门。

　　11月30日，记者前往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寻找多年来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的张建波医生时，院方表示“电话都被打爆了，现在正在扑火，已经焦头烂额。”有关部门已不允许张医生与任何媒体接触。

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大理男男同性恋酒吧后，11月30日一早，张建波医生就被相关部门请走，限制接触媒体，书面交代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经过。而媒体报道的“市卫生局出资12万元，将于12月1日正式开张”的男男同性恋酒吧，也撤除了全体在酒吧内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允许任何志愿服务者再向外界透露酒吧地址。

   张建波医生手下的数十名艾滋病志愿服务工作者，也因此被无形中打上了“男同”的标签。亲戚朋友们热嘲冷讽，隔壁邻居避而远之，平时工作上打交道的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正常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一位志愿服务者悄悄向记者透露，就连一直被社会公认的、从事MSM人群艾滋病志愿服务工作多年的“大理好朋友工作组”也被贴上了“男同”的标签。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时，参与了我们从事MSM人群艾滋病志愿服务日常工作的全过程。在发稿的时候，却没有给我们看过，也没有征得被报道者的同意。”

    央视报道中提到的一些男男同性恋者，也公诸于世。这些人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与女性组成了家庭的，身份暴露后，已经有家庭在闹离婚。（《春城晚报》）

 

胡磊(古月清照)博文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