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十二届大学生辩论赛决赛”的现场台下，当看到辩题“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危机感哪个更重要”时，我心里就有预感，持“民族自豪感”观点的正方可能会输掉这场比赛。

果然，正方一开场便以“诗朗诵”的姿态阐述了内心充沛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不屈不挠的中国同胞，正因有了民族自豪感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而反方气势上显然逊于“诗朗诵”，不过他们倒还从容，以“居安思危”为主线，悲情地论述了危机感会促进国人未雨绸缪、应对危机，而且他们论据充分，尤其是播放了《建国大业》中毛泽东主持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时的片段，巧妙地借毛泽东之口讲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要长期响彻在国人耳边的道理。

在相互质辩环节，正方攻击反方“危机感”过强，会引起消极、悲观心理，并进而导致“投降主义”现象，乍一听有些牵强，但却几乎切中要害。反方可能被对手的“爱国主义”口号唬住了，没有正面抨击过火的“民族自豪感”可能带来的危害，这是我们教育的“功劳”，大家无形之中不会也不敢轻易对“政治正确”的观点进行质疑。

其实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们都很清楚，中国革命史中，“左倾”的危害超过了“右倾”的危害，他们用动听的口号、激动的情绪忽悠大众，冲动冒进，犯了无数不可饶恕的过错，在八十年代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先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评委和大众的鉴赏力永远不可低估，在论辩的三个环节中，评委一边倒地给“反方”打了高分，这固然是“反方”表现不错，更重要的是“正方”的辩论内容空洞，表现欠佳所致。

正方并不是没有机会赢得这次比赛，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反方“居安思危”这个主论点缺乏有效地反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似乎从古至今、放之四海而皆准。“居安思危”妙在其界定了“思危”在“居安”的环境与前提之下，正方如果对应用“临危不乱”，也就是当国家民族处于“临危”时刻，国民更需要倡导自豪感与坚韧的精神。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让“正方”与“反方”打成平手。

老胡我本人就有“临危”的经历，在97-99年学院创业时期，我要求我的几位副手“只许报喜，不许报忧”，因为可怜的老胡在资金、建设、招生工作的重压之下，几近崩溃，其它事务只好烦请各位替“朕”分忧，好自为之了。老胡还一度把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制成镜框，挂在墙上，可见心虚到何种程度。这个时候，谁再让老胡“思危”，那非疯了不可。

如果正方再另辟蹊径攻击反方的话，一拳击倒对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一个人长期处于悲情与焦虑状态之下，容易患上“抑郁症”、“迫害症”等心理疾病，国家与民族也不例外。长期处于“危机、被压迫、被侮辱”的心理暗示下，容易爆发国家癔症。我个人以为40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除了党内政见不同，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毛泽东对苏联强烈的“危机意识”有关。1970年以后，毛泽东睿智转向，周恩来缜密操作，中美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中国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中国也才逐步进入正常的思维与心理状态之中。

读到这里，各位网友可能有点乱，老胡到底帮谁呢？正方、反方都有它的道理，我想说的是应用学说、思考问题的方法，许多听起来“正确无比”的学说与理论都有着其产生的特定背景与缘由，应用时，当然就要考虑到其适用的前提和范围，超越了这些前提与范围，小则效果不佳，重则走向荒谬。即就是前提与范围对了，执行时还需要把握好“度”。

    顺便讲一句，辩论赛的主持人表现不错，不愠不火，严格执行程序，保证了辩论赛的公平与质量。辩题选的不够新颖，容易让辩者走上煽情、悲情的老套路。我为下一次的辩论赛拟了一个题目：正方观点是中国的民间谚语“听人劝，吃饱饭”，反方是意大利文学家但丁老先生的哲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