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 13日，56岁的《申报》主人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工有组织的狙杀。

   史量才致死的原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比如说他死于私仇，“根据新、申两包内部传说，辛亥革命时，史有一位好友担任沪军都督府的军需，因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杀，其次妻携带赃款避居史家，史即人财两得。后来那位朋友的儿子声称要报此仇，史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经常练习拳术，并雇用保镖，备有钢甲避弹汽车。……据说凶手就是杭州笕桥飞机场的航空人员，为首一人就是声称要报家仇的陶某。”[1]陈英士当年枪杀的是辛亥时镇江军队的参谋长陶骏葆，沈秋水的相好。但这些说法都只是传说，缺乏可靠的依据。

    《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2]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年轻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历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谈”，确实发表了鲁迅、茅盾及许多左翼作家的大量杂文，国民党当局也曾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换掉黎烈文，被他顶回去了，“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就是他的回答。尽管如此，黎烈文还是在1934年 5月辞职离开了《申报》，由张梓生接替，虽然风格没有大的变化，继续发表鲁迅等人的杂文，但“自由谈”的杂文毕竟比较隐晦，并不直接批评时政，鲁迅的文章也都是用笔名发表，“自由谈”为一部分人不满不大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主要原因。

   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3]

    军统特工沈醉也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4]

    然而，无论是《申报》被共产党利用，还是史量才同情共产党、给中共地下党提供经费，我们迄今都没有看到可靠的史料依据。

    1931年12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启事在《申报》发表之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申报》不应刊登，史量才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申报》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不屈从于当局的压力。 1934年10月5日，也就是史量才遇害前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张梓生也有类似回忆。

   史量才生前友人冯亚雄说他的死因有三，除了副刊“自由谈”得罪国民党，聘李公朴主持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在新文化事业“更大遭反动统治集团之忌”，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国民党要人盛宴款待，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的威力，说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合座为之默然。[6]

    对于史量才的这句话，另一个不同版本来自报人徐铸成的回忆：“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听说，不久就发生了沪杭公路这一血案。” [7]

    第三个版本是黄炎培的记录，“有一天，蒋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他记得这是1932年禁邮风波前的事。[8]

    三个版本当中，冯、徐都只是听说，只有黄是亲历。查黄炎培日记，在《申报》禁邮风波之前，黄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见蒋介石长谈只有一次，对话应该就是发生在此时。

    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将17位上海报界、银行界、实业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领袖召到南京，《申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黄炎培当天的日记中说：

“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

午餐于励志社。……

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9]

被邀的人包括虞洽卿、王晓籁、张公权、刘鸿生、穆藕初、陈光甫、王云五、黄炎培、徐新六、钱新之、林康侯等，蒋和17人合影时，站在前排中间的赫然就是史量才，与蒋并列。几天后，黄炎培11月11日日记还记着：“夜，自宁回沪诸人会餐于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晓籁、康侯、新之、公权、光甫、鸿生、藕初等。”[10]

    枪和笔之间的这一次对话惊心动魄，手握申、新两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他没有察觉到他犯了枪杆子的大忌。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权者对他与《申报》的不满是逐渐累积起来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拒绝新闻新闻检查所派员进驻报馆，《申报》的言论也曾“开天窗”，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暂时下野离开南京前夕，秘密下令枪决了著名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二十天后，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的宣言，大骂 “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加上《申报》就蒋下野发表的“欢送”时评，蒋对他的恼怒和不满可想而知。

    从1932年6月到7月，《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尖锐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申报》接连发表有关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朱家骅、潘公展告发到蒋介石那里，“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剪报，蒋因此批示“申报禁止邮递”。目的就是要逼史量才就范，但他没有弯下腰来，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35天后得以恢复邮递。对于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馆这一条，他坚决拒绝了：“《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上述这些冲突累计起来，使蒋介石对史量才的不满日趋加深。加上，“九一八”事变以来，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银行家、实业家们为了与南京政权搏弈，而成立的壬申俱乐部，他被推为理事长。1月31日，在“一二八”事变中诞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他又被推为会长，杜月笙是副会长。6月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时，他继续被推为会长。国民党在上海搞临时参议会，也指定他为会长来安抚他，或者算是对地方民意的一种尊重。可以说，他成了当时上海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声望与日俱增。这都是权力中心所难以容忍的。黄炎培就说过，史量才被推为地方维持会会长，“已招蒋介石忌了。”[11]

    对于“禁邮”事件，史量才耿耿于怀，1932年12月29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引者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是《新闻报》记者陆诒的回忆，此后，陆诒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好几次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2]另一位亲历者、《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说，“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3]

    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内幕复杂，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但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是否定不了的。自从1931年底发布宋的那篇宣言之后，特别是“一二八”事变起，史量才与宋庆龄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他们一同创立伤兵医院。《申报》驻南京记者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象》在回忆史致死的原因时说，史曾应宋庆龄的要求为十九路军捐出了巨款，为蒋所不满。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军统暗杀，“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14]史量才不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又大量报道同盟的消息，在杨杏佛遇刺后有详细的报道。他因此遭忌，加上其他的因素，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

    龚德柏回忆录说，史量才被暗杀前即已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经过疏通，他以为没事了：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15]

    史量才惨遭暗杀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导火线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综合上述史料和分析，他的死因大致上已变得清晰起来了。作为一个报业巨子，无论如何，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