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外界都说你是一个非常大胆敢言的人，最近你还直接批评了教育部长。

       信力建：其实我的胆子很小，很怕死（笑）。很多时候，我只是在试探底线，而事实是，有些话是可以说的。只是社会自己没有脱敏。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个一个地去试验，目的就是让社会脱敏。

比如宗教问题，政府早已经有非常开放自由的宗教政策了，但民间还没有脱敏，以为还是禁区。前几年，我组织搞了一个儒学大会，准备在第二年再搞了一个佛学大会。次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就在中国召开（就没再去搞了）。

    我在阳光卫视说，中国只有教育部，没有教育家。教育部挡住了老百姓求学的道路。周济的问题，我也是在试探底线，给社会脱敏。现在全国没有人敢点名批评一个“并没有出事”的部长，并且我还是私立学校老板，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是在纸媒上直接批评他，好几个报纸都刊登了我的批评。但这样捅一下之后，发现很多事情民间是可以做的，党和政府罢免的不称职的高级官员，民间是可以直接这么公开谈论的，我们政府是允许批评不称职的官员的——社会最后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的胜利。过去，我们政府官员更替，老百姓一般是不会发表什么意见的，认为是政府自己的事情，也不敢去插嘴。

      江海波：民间对很多问题设定了自己“默认底线”，而事实上，政府在对待某些事情的时候，远远比我们认为的更为开放，但民间的“默认底线”慢慢发展成了一种自我管制，这种自我管制文化是非常可怕的。

      信力建：是的。过去说外交无小事，国际问题我们民间是不能插手的。前几年，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日本，当时正值抗日战争60周年，民间的空气很紧张。我们回来之后就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并提出“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的追问？中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强大的国家，必须看到别人的强处，而不能沉沦在狭隘的民族仇恨里。

     今年，我们从印度回来之后，在广州和北京举办了两场中印文化论坛，过去人们总以为这样的问题不是民间机构可以去推动的，觉得这些问题敏感。但官方并没有在哪里规定不可以这么去做，其实有许多事情，官方是很欢迎的。有时，官方去做，反而比民间去做敏感，我们总是自设“底线”。

     其实，民间去推动这些文化的比较与交流，把许多问题深入去探讨，反而对官方更客观、更有远见地认识国际关系是非常有益的。

      江海波：你四处支助一些社会项目，去推动一些事物的发展。茅于轼的农村小额贷款项目，你去加入；中山大学搞人类学田野调查，你也去支持；宪政学者曹思源出书，你也去助印；有人搞公民税收手册，你也大力支持。你提出了一个“大教育”的概念，你的“大教育”是用这种方式去实现吗？

      信力建：我对自己、对教育都没有设定边界。社会是一所最大的学校，但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我就去支助那些为社会进步做事的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去在上面花一点钱。

      做了教育之后，我越来越发现，人生的挑战不是财富。最成功的人也不是首富，现在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就产生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做一个好的校长，改变一方人。 改造中国，不是改变土地，而是改变人心。 

文/江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