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终结
肇始于2008年的那场自1929年以来80年未遇的经济危机，得到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和关注。危机中各国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市方法，普通民众也参与到其中。对于这场危机很多人将直接的原因归咎到格林斯潘的头上，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行前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我，于2006年10月，我在当时供职的公司的内部刊物中发表了一篇题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的文章，文章中我这样写道：“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和美国正在将全球经济拖入一个衰退周期，我们知道这一周期的繁荣，事实上是完全有赖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也正是因此，学界将其称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但不幸的是这两匹马是被人为的注射了心奋剂的。如今它们已经进入心奋剂危害体现症时期了。综其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及带动的中国的过度投资，就象纵欲过度者一样，已经透支了它们的健康。那么造成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面对能源的短缺所造成的适应性磨合周期的效应应是有的，但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应该在于错误的利率政策，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也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中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这轮的繁荣买单——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文章认为经济危机可能是这种货币政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因貌似良好的政策和长期增长而加大。
从事后追认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判断还应该算是对的，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世界经济在经历了高投资和股市飙升，非理性繁荣和投机泡沫也在滋长的同时，终于给今天的危机埋下了巨大的伏笔。格林斯潘所带领的美联储在这点上失策，他没有尽到预警投机狂潮的责任。他不仅让安然、世通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投机的冲动中迷失了方向，他也让整个世界都迷失了方向。也终于让我们跌入了到今天尚未完全爬出来的深渊。
而另外一些人则坚信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家的贪婪，譬如时寒冰之流，他在他的那本《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里这样写道：
“许多人却不是凭借公心、爱心、善心、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去获取财富，而是在贪婪的欲望驱使下，靠卑鄙的手段去掠夺、洗劫财富，即使这样做给其它人带来痛苦亦在所不惜，用这种方式获取财富是危险的：‘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许多人都知道，次贷危机是由于……….那些天才般聪明和魔鬼般贪婪的人，不仅找到了撬动地球的支点，也找到了足以颠覆世界经济的杠杆，这就是—包括次级债券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
持有时寒冰这样的观点的地球居民绝不在少数，那些平时大手大脚的消费者在对资本家的贪婪予以诅咒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对自己的行为予以了相应的检讨呢？经济学理论指出，家庭、企业和银行如需借更多钱，以偿还前一笔借贷的本金和利息，就是层压式骗局参与者。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引用数据，指出美国家庭的债务对收入比率15年前仅为65%，今日已升至135%，事实上这些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层压式骗局，而经济的债务对GDP比率已是350%，是典型的偷来的层压式骗局经济。当楼市、证券和对冲基金等泡沫爆破，利用房屋作“提款机”继续层压式消费已失效，狂欢派对嘎然结束。鲁比尼为此写道：“泡沫爆破后，美国人都是没穿衣的国王，大部分美国人和银行都是在潮退下裸泳。”
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里，人们在不停地购物，买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以此来获得满足感。新手机上市了，商家就鼓励人们换手机，尽管旧手机还好用，也被丢进了垃圾箱。这里面固然有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错误，那就是央行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它误导着世界各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和根本没有必要消费的项目。但正如鲁比尼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在镜中望清楚自己：“马多夫就是我们，骗徒就是我们”那样，我们是否也应该在镜中望清楚自己：“贪婪的骗徒就是我们”呢？
对于这种类比或许有人要为自己辩护了，他们会认为我们获取的只是便捷性而并不是财富。但用亨利·乔治的术语来说，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可涵盖在“财富”这一概念内。亨利·乔治定义的财富，涵指一切能够减少“未来努力”的事物。金融也是财富，因为它意味着“我欠你的”（I-Owe-You），在这种定义下，你虽然不是资本家，你追逐的也不是金融产品，但你所追求的便捷性事实上与贪婪的资本家所追逐的金融产品具有同一的特性，那就是贪婪无度的对财富的索取。
这个备受危机摧残的世界，已无心承担重建全球平衡的重任。各国目前正在制定旨在重现经济繁荣的政策。美国政府希望信贷资金再次流向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而出口国——尤其是亚洲出口国——最希望的，莫过于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国能够引领需求复苏。这是一张后患无穷的处方。
这并不是说，目前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无法缓解困境。而是说，如果这些政策最终使得搅乱全球经济的失衡长期存在下去，下一次危机会比此次更为严重。
“全球失衡是一个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危机之后的调整才是要紧之事。” ——这正是今天人们普遍心理。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其潜在意图都是那么明显，他们的把重点放在了日益紧迫、启动个人消费和投资的努力上。眼下先顾增长，问题留待日后。这又一次成为了危机之中失衡世界的口头禅。但问题却在于，这种政策有点类似我们的一些财务状况很坏的公司所习惯的财务解决办法——借新债还旧债的把戏，用新债压住旧债，这样的危机在于滚雪球效应，到时或许问题将完全失去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了，这正是全球政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虽然我与斯蒂芬.罗奇对失衡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在这位高盛亚洲主席的理解世界里，所谓的失衡就是指在民族定义下的国家与国家间国际收支的不对称、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而我的失衡论则泛指的确是贪婪的人性的无限与地球的有限之间的失衡。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的，如罗奇所说：“这是一条多么不计后果的治世之路啊！”尽管这一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官员可能紧急划拨资金，实施最为积极地财政投入而救世界经济一时燃眉之急，但观念仍是陈旧的，真相仍被普遍地忽略着。
正如同经济学家汪丁丁先生在他的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一文里强调的:“人类为增加自己的便捷性，让世界支付代价。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今天，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平均浓度是过去65万年平均浓度的三倍。假以时日，这样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将使地球表面的温度增加至目前的三倍！——真理绝不总是带来便捷性。人类不应为了便捷而牺牲真理。
但事实是我们现在享受的便捷，也可以说是我们当前享受的繁荣也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醉生梦死地沉浸在便捷性里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未能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虽然他们已经和真理相遇。真相并不带来便捷，它只矗立在你面前。‘经济增长’仍是各国政府追逐‘财富’——便捷性或未来努力减小的程度——的最重要的途径。”
上帝死了，但我们的罪孽并不是不受审判。经济危机，它就很知道我们的罪孽，它也愿意清洗我们的罪孽。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行动，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当你不干活却又想象美国人那样住大房子、开大耗能的汽车、大肆消费的时候，你应该为你获得的便捷性忏悔；当你放纵你的贪婪，像一匹狼那样大肆吃进食草动物时，你也应该为你的行为可能导致的食物链的断裂而计算代价。
正如同1933年的经济危机，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亦是一场根本性的系统重建的开始。今天的危机也不例外，对于克服今天的危机，其根本就在于我们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性、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所处危机的共同根源
针对当前的危机，2009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上，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首的人士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这次研讨会上“新、老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在其中发挥了催化的作用。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打着鲜明的资本主义旗号的“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脱胎于务实选择的各种体制和可据理力争的价值观的非单一经济制度吗？我们是该寻找一个新资本主义，还是该寻找一个无需引入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借用巴黎会议提供的另一个词——“新世界”呢？
从事后来看，虽然那些议论并不代表了人们对于危机的本质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认为，这次的研讨会无疑开了一个好头。其实，除了经济危机以外，我们还面临很多其他危机。2008年，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曾经有过全球粮食危机；在粮食危机之前，有国际能源危机；以及人类一直面临的环境危机等等。这些危机都还继续存在，可能现在人们过分关注经济危机，而忽略了其他领域的危机。现在，所有这些危机都爆发了，对人类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而所有的这些危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问题。
对于当前的危机，我们显然不能够只是简单的把责任推诿给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或者是贪婪的马多夫。因为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合著的《共产主义宣言》一本书里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明也还不够，因为在这次危机中，如果按照鲁比尼的方法去做，我们将都会在镜中发现，我们本身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我们本身就是那个贪得无厌的马多夫。休谟曾说过：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麻烦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
海洋赤潮的爆发,湖水蓝藻的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实际上都是人性的爆发, 与其说说环境危机、是经济危机还毋宁说是人类的心灵危机，是人性贪婪引起的危机。 休谟曾说过：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我们固然的承认，欲望是人性的根本张力，是宇宙对生命的吸引力。在地球资源宽裕时张扬的人性是善,是人的权利。但凡是有个度，超过了一个界限，当地球环境恶化时，过去的善就演化为现在和未来的恶，这就是真理的相对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当原来的善演化为现在乃至未来的恶时，这种动力也就慢渐的转化为一种传染病毒,它会借助运动进行扩散。如果再得以适宜的价值观的配合，那么这种贪婪病毒借助制度的季风在全世界迅速传播,结果导致整个人类患上了贪婪重症病。贪婪病毒是种心灵蛀虫,它会像白蚁那样把人的精神支柱掏空，让心理大厦倒塌。它会像蝗虫那样啃噬心田里的最后一片绿叶，让心田变成荒漠。
张扬人性,是以地球资源为动力的, 它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亦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人性张扬为核心思想的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我们在以人性张扬为核心的启蒙心态中呆了这么久，以致我们假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喻，现代人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造成现代人的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理论。自古希腊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虽然人类中心主义完成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但其核心的对世界的狂妄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哲学色彩。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把上帝看成是一切的主宰，而人类是上帝唯一拯救的生物，是大自然的主人。其它一切生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古典哲学中传统的主客二分法推导出人类对世界的主导性。这些背景使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以征服自然为核心,把自然看成是征服的对象。他们相信,只有征服自然,才能获得人类利益的满足。
到了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终于将上帝的金身打破了，但这种自以为唯理的人类中心主义却并没有随同上帝一起死去。没有多久尼采跑出来了，这位哲学家虽然承认并且宣告上帝已经死了，虽然他没有像康德那样宣布他需要神，但他却平白的缔造出个超人来，取代传统的上帝和康德的神的位置，继续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美梦。任何一个物种,当其生命空间出现恶性膨胀时,都会对其它生命造成危害。
也正是这种价值观使然，人类正患着一种叫“欲望的亢进”病，象“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一样,“欲望的亢进”病也存在着三多一少,即多占,多耗,多污染,少资源。但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方式其必然是，会失去外部的推动力量 ,然而仅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完全依赖外部能量输入的平衡体。但同时我们亦必须认识到得一个事实是：地球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填满无限的欲壑。既使环境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资源枯竭却是即将到来的事实。这也就决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他会自取灭亡。而当今人性的最大弊病就是：破坏了当代,更在严重的透支着未来。
诚如休谟所警告的：我们如果全心信赖人类，一定会遭到危险（见《人性的断裂》）。亦如有人所说的：如果恐龙具有反思精神,它们也许不会灭亡。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反思人性。所谓的反思人性就是批判人性中那毫无节制的欲望和贪婪；就是审视自我，就是每个人都在镜中照照，自己是否就是那个我们在诅咒的自以为是的“格林斯潘”、是那个贪得无厌的“马多夫”；并以此更进一步的来检讨我们当前的以唯“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证我们人类生活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基于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我们固然知道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终有一天是会步入毁灭的，但我们期望的是我们能够尽量的活的更为久远些）。
现行的这种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鼓励浪费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鼓励贪婪的社会体制，它的各种政策譬如以低利率为表现形式的货币政策都只是为这种体制而服务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被怂恿、诱惑去购买更多新的商品，去不断地浪费社会资源。每一件商品的生产，都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当中的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石油、煤炭等。在这样的体制下，人类的贪婪却让世界支付代价。正是这种浪费和贪婪造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产生。
更为可怕的是，人们的喜新厌旧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了代代相传的遗传因子。现在的小孩子都会跟父母说，这个东西旧了，我们扔了买新的吧。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而且危及其他人的生活。这种种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亚当.斯密的洞察力，他在他那本伟大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曾谈到过：更广泛价值观对行为选择的重要作用。
甚而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人类的行为已经完全的沦入一种拜“物”教的宗教价值的深渊。人对于所生活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只能局部地理解和控制，但人因为欲望，又决定了其思维必须倾向于至上和无限，而这两者是极端矛盾甚至对立的，如何来将矛盾的对立的二者予以协调呢？这个时候人就意识到需要创造宗教了，以此试图通过宗教去理解超越人们思想范围的那个终极世界。
但所谓的终极世界的图像，实际上也仅仅只是人类对理解范围内的现实认识的梳理，再导入一些主观的意愿，组合出的一个新的秩序，并通过特殊的行为形式，试图来达到与这类秩序求得和谐。由此可见，宗教是人性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节，是人类无法超越现实而又不甘于现实的意识产物，以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真实世界的痛苦，人们通过群体的仪式来达成，由此亦可见，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
宗教产生基于两个要素，其一是对真实世界的无解，另一个是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而当前的以一种近乎于价值观的欧美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不可以窥见到这两种要素的存在，一方面是对自然界的无解，一方面则是一味的迷信科学。我们知道地球上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经济学定义的前提就是资源有限性下的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同时地球的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亦是有限的。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的常识（对经济学的承认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在唯科学主义的信念——相信科学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下，这个常识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而人们醉心于放纵欲望而去追求便捷性，大概就是这种宗教的群体的仪式了。
未来发展战略需融入新价值观
宗教价值观一旦深入人心，往往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和玛雅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巨大的石像是人们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竖立起那些石像。在这种宗教价值的要求下的复活节岛酋长和马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竖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它们。他们被困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哪位酋长或国王为了保护森林，而只竖立一个小石像或石碑，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地位不保。这就是攀比短期内的名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今天的消费者又无不是如此呢？Anda的手机还才买了不到一年，一切都还是好好的，但只因为她的同事陈芳最近买了个比她那款更为新潮的手机，于是她决定买一款比陈芳那台更潮的手机；同样张三多去年买了台奥拓，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日子已经过的很滋润了，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同学聚会开着车去时将喇叭按得山响，心理甭提多爽气了，毕竟工作不到3年就已经有房有车了。但今年同学再聚会的时候，他大学的室友兼情敌邓四丰居然也开了辆车来，且还是台奥迪A4，这给他打击不小，觉得很没有面子。为了赢回他那可怜的自尊，回去后这哥们便一直节衣缩食、向父母伸手外加车贷，楞是在半年后将他的座驾从奥拓升级为奥迪A6了。这样的例证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很多很多来。
当然这只是宗教价值观深入人心后，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诱因的其中一种而已，其他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认为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而卢旺达人则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型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
同时我们也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的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时代在位移，但对于这些最初的价值观，他们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位移而予以重新检视。如塔奇曼说的：这些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在冥顽不灵的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
我们必须得承认：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又何曾不会面临同样的抉择呢？！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在经过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严重的内忧之后，在经历了河西之地皆沦为韩、赵、魏三晋之手，并被其虎视眈眈之时，谁又能预言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会取得最后的成就?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价值观则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必须应予以摒弃，并去探寻适应于新时代的新的价值观。在历史上，几陷入绝境的秦国在关键的时候放弃了他们长期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转而信奉其他的价值观，而终于使他们不至于被强大的三晋予以吞并。同样的例证还包括1979年的中国，当身陷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的时候，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也在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譬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譬如越有知识越反动、譬如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譬如政治压倒一切、譬如……（虽然并不完全）。同样的例证还有：德国这个欧洲老牌帝国，几次世界性大战的肇始国放弃了他由来的军国传统；而稍后“北极熊”俄罗斯也放弃了它长期以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实验。古代秦国及今日的中国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将告诉我们，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赌博。
今日，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类似的抉择。在过去人类社会所做出的残酷决定中，其中一项包括忍痛取舍价值观。他们必须决定哪些价值观可以在新变化的环境下继续保留，而哪些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须舍弃，或是采用不同的做法。在历史上格陵兰的维京人将自己定位为欧洲人和农业社会，而拒绝放弃上述价值观，最后以死亡告终。反之，1979年的中国，在他当身陷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的时候，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却深明大义的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譬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譬如越有知识越反动、譬如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譬如政治压倒一切、譬如……同样这个曾经一直认定人多力量大的国家为了控制人口问题，而以极大的魄力采取了限制个人生育的自由的措施。
我们固然得承认，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和现代社会重估价值观的行为尽管艰难重重，但它们都做到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灰心，这些例子足以振奋全世界人民——那些正在享受物质文明或还没有享受到物质文明的但都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民。这些例证使我们鼓起勇气重估当前的处境：当前的消费价值观和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保留多久又能够保留多少?
当前世界经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了，我们确实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分析，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如同我们在前面论述的，当前的这场危机是昭示给我们的是，这绝不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周期，这次的危机它意味着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有限的地球，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回去了。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完全依赖外部能量输入的平衡体。但同时我们亦必须认识到得一个事实是：地球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填满无限的欲壑。既使环境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资源枯竭却是即将到来的事实。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抛弃的是那些不能够在新变化的环境下，可以予以继续保留的传统的、甚至有害的价值观；需要的是去探寻一种新的，能够适应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价值观；需要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体系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发展模式。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既然英国人在17世纪，可以摸着石头，在原有的体系和传统中重估价值观，并勇敢的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此为后世开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同样既然中国能够在1979年后，可以在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中，在毫无经验值得我们借镜的前提下，摸着石头勇敢的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那么有什么理由值得我们怀疑，我们会再次勇敢的对系统做出根本性重建的能力呢？！
我们固然得承认，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和现代社会重估价值观的行为尽管艰难重重，但我们都曾做到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灰心，古代秦国及今日的中国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无不在告诉我们，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国家和民族。
那么我们该如何抉择呢？邱吉尔曾经感慨说“身边的宇宙是我们用意志创造的。” 而又有人说“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对于这种唯意志论，哲学家们已经做过批判，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里曾这样阐述道：历史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因为卡尔.波普还意识到在我们的观念之外，历史还客观的存在其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根据索罗斯的反身定律，一个无可否认的是事实是，我们的观念又的确部分的影响到了历史。因此佛祖释迦牟尼要“畏因”了，原因就在于未来的历史这个果来源于今天我们所赋予的观念这个因。也正是基于此，卡尔·波普Karl Popper认为：给予历史一种意义，即我们向自己提出任务，把这一点看作是一种挑战，来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使未来的历史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