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鲁迅精神的维权运动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五四运动之后，渴望行动、回到人民中间的或者民粹思潮兴起的时候。而只有维权运动，才能解决官粹民粹之间的轮回。
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印象，被后来的文化政治取向，严重扭曲。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问题解决的绝望感，妖魔化了五四运动本来面目。五四时期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新村运动，以及相类似的“工读互助团”，如果都缺乏重视。新村运动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为大部分弄潮儿所关注所推动，是为五四运动与后来政治激进革命之间的过渡。甚至在新村运动的领导人看来，革命政权建立之时，即是全面实行新村理想之日。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组织的几次的乌托邦政治实验，从三面红旗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村理想的延续。新村运动是一种伦理道德运动，最终能够落实于人的精神改造。
新村运动是有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周作人说得很清楚，新村与别的社会改造不同的地方，是想和平地得到革命的结果、这与中国当下的维权运动品格相同。新村运动试图和平改造的尝试，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革命，省去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
人们关乎新村运动的讨论和设想，建造在鲁迅称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的无政府主义之上。无政府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另外一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无政府主义所聚集的渴望和心理能量，就会自动驱使人们寻找能达到目的，而可以不丝毫考虑底线，丝毫不考虑是否合目的手段。
这取决于焦虑、恐惧所放大的必要性，把流血革命的激进手段放在目的的捍卫之一前提之上，也就是说，如果不革命那么理想目标就丧失了。目的的自我保存，毫无疑问是非常强大的激情，一旦认为非流血革命，才能保存目的，这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变得非常流行，非常政治正确。就有人说，非赞同武力统一台湾不可，否则就是卖国。是否遵守底线，是否符合目的的理性审查，将变为被嘲笑的对象。这就是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一步步堕入混世魔王的过程。毛泽东就在新村运动中，完成无政府主义和非暴力，最终向极权主义与流血革命的思想转换。
当不能为民粹提供一种替代品，就像用口香糖代替鸦片一样，那么民粹就会在行动的渴望和坚定性上，以及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中，冉冉升起。对主义的沉思和交流，是一种空谈，空谈与铁血一般的现实政治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立。这种对立让人坐立不安，痛哭流涕迫使人去寻找行动，去信奉“现实主义”，这时候，没有合适的行动性政治方案，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极权主义立即满足了他们。他们处于身体的饥渴当中，崇拜强有力的实践，渴望自己作为男人或者具备铁拳，给敌人毁灭性打击：翻天覆地，唯铁与血。
鲁迅所推崇的海涅说，肉体有时候私欲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用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海涅是一个有着“饱满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思想”的“政治诗人”。海涅与现实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被称为他所处的时代的激进主义者中走得最远的。“社会平等”的理想深深迷住了他，他的第一主题就是面包是人民的权利。他从真正的本质上发现了共产主义并且充当了他热情洋溢的预言者。共产主义对海涅的吸引力来自，“理论转向行动，转到一切思想的最终目的”的强有力的实践品格，以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意志和力量。
尼采——鲁迅——毛泽东的思想谱系潮流，可以纳入施特劳斯说的现代性的第三波，以反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方案，来推进现代性。其核心的使命就在于终结中西两千年的自然法道德秩序，也就是对道德政治的决战性反动。固然这种决战采取的是新道德对旧道德的革命，最激烈的革命，对新道德的方法依赖，却也呈现出对道德政治弃离的根本性意向。这是一种明知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犯的错误。对旧道德的革命，以及对新道德方法的超越渴望，都表明道德政治需要被抛弃。
例如当下的批判启蒙运动，道德对道德的革命，如果没有跳跃到法律之下的革命，那么就会把自己立在深渊之上，靠文学和虚无之气支撑。那么就很容易成为鲁迅笔下的《过客》了。鲁迅先生笔下那步履踉跄但精神坚韧的“过客”，不管如何描绘，但毕竟是虚无主义，进入了政治还是虚无主义的激进政治，就如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极权，就像鲁迅晚年左倾一样。在此要么维权运动，要么极权运动。
鲁迅一生对几件事没有表态，一就是“新村运动”，根源就在于新村运动采取道德政治和道德启蒙的方式展开，如此与鲁迅反对的现代庸俗民主与大众文化拉平相吻合。一旦诉诸于道德启蒙，就无精英与大众，对少数民哲之士实行的大多数人暴政，就会出现。
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这就表明鲁迅的“冷漠”和“不屑一顾”。 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借着“恨人”N先生之口，全盘否定了包括娜拉式的争取女子剪发、婚姻自由的女权运动和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在内的所有理想.。很显然鲁迅是明白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所批判的道德对道德展开革命的迷局。这种不证自明的警觉和底线，在基督教精神中都不用说。
夹在二十世纪文化道德解决或政治解决中间徘徊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明确地革新的破坏者与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区分开来。前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后二者仅因极小的自利，因此，前者更有建设性，后二者但是破坏，结果只是留下了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这种判断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后来相反的历史反驳了他。实际上，造成只是留下了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的是前者，后二者如何破坏，都是小儿科的破坏。高度理想的炸毁，是原子弹爆炸，而极小自利的破坏，是锄头。固然如此，鲁迅导向建设性的精神必须发扬光大。方法在于用法律之下的维权运动来调和利益与革命理想的关系。
鲁迅对于堂吉诃德式的盲动抵抗，持有较大的保留，多次反对赤膊上阵，主张打壕堑战。这也是值得继承的。
雷鸣之后，必来闪电，思想必付诸行动。不能等到时局腐烂到底了，人民开始行动了，知识分子再来投机。在专制和个人内心之间，还是有一块很大的地盘，那就是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可以腾挪和做活，做活后再展开攻击对方大龙。
近代新村运动，放弃法律维权的当下运作，是儒家道德政治传统的延续。儒家一贯虚无现在，薄今厚古。什么世风日下云云，人心不古云云。一看到不行了，就放弃政治，回到去收拾人心，把当下交托给虚无，继续让堕落下去。放弃政治而诉诸于反政治的道德文化，造成了“现在”的模棱两可，混沌和虚无。
道德文化教育的解决方案，就是相信腐烂不是永恒下去，而是有一定极限，到了事后，物极必反。放弃现世的拯救和行动，如何回答毛泽东还相信改良当时提出的问话：理想固然要紧，现实尤其要归的方法达到共产的目的，要何时才能成功？假如要百年，这一百年中婉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
反政治的文化，是为了极权中给人找回尊严。维权运动找回自身的尊严。汉密尔顿说，当人开始坚守自己的伟大，维护自身的尊严，一种比人更伟大的力量，已经介入了。道德文化教育让行动永远处于鬼鬼祟祟的黑暗中，比游击战还不如，从而带上非理性色彩。
鲁迅的老思路还是对的：梦着未来，抓住现在，踏踏实实地去实现将来的梦想。在《听说梦》中鲁迅说，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他以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只有抓住现在，才能正确对待过去，真正的抓住将来。
所以他一再强调现在的重要性，在小说和散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时人所虚拟的“将来的黄金世界”表示深深的怀疑。在散文诗《影的告别》中袒露自己的心迹：有我所不乐意的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去的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他还《头发的故事》这个小说中质问道，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执著于现在，并非不顾过去和将来，鲁迅最担心的是为过去和将来而牺牲现在，最反感的是一天到晚在那里大夸耀祖上的辉煌，成天在那里做不到边际的未来美梦。
维权运动就是忠实于现在，忠实于大地。当下的拯救，从当下做起，从我做起。把自己送回自己的肉身之内，不再魂飞魄散而置身于所处的真实世界。积极地生活，让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战斗和生活的地方。面对着专制萎缩而露出来的边缘地带或者空档，文化道德的知识分子瞧都不瞧，因为他们在乎就是皇帝轮流坐。
如果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贫困民生）的关系来分析，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思路，就变得很清楚，而且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演变极权实现政治自由，而邓小平加以改变，知道社会问题政治无法解决，只能转化。邓小平让解决社会问题先行一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是辩证法式历史展开，从合题出发，到毛泽东的正题，再到邓小平的反题，如今又到正反合一。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专制也能在时代洪流中，无意中为宪政准备条件。可以保障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好成果，抛弃坏结果的维权运动，是这种历史展开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他同时具有政治自由的革命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性，两种特征水乳交融。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将在维权运动手上完成。维权运动具有政治理性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能量。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下降到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运动，再到维权运动的人权运动，是从思想到物质，从乌托邦到现实，是立宪的过程。
如此一来，我把维权运动的政治整合作用，通过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共识。正如我的《公民社会就是天下》指明维权运动的恢复民国品格，也正如本文阐述五四鲁迅与维权运动的一气相连。民国革命的开始就不再是一种“任意”的开始，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开始，一种缔造性的开始，一种奠基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