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玛高地上的“圣心教堂”（ Basilica of the Sacre-Coeur）

远离塞纳河的北面，有座小山丘，是巴黎的制高点，上面有座宏伟的大教堂，就是我们熟悉的“圣心教堂”（ Basilica of the Sacre-Coeur），建于1876－1914年间，教堂完工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个高地，就叫蒙特玛高地。因为地方高，地铁上不去，如果去那里，坐地铁到阿比斯站（ Abbesse）下车，出来再坐轨道缆车（他们叫funicular railway）上去。

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阿比斯地铁站是“新艺术”运动众多铸铁车站建筑中最出名的一个，这个赫克多.吉玛德设计的入口结构，上面有个磨砂玻璃的屋顶，模仿海贝形状，差不多所有的设计史上都介绍到的。学设计的人可以细细看看。

如果不知道背景，到这里就看看教堂而已，但是如果是从事艺术方面工作人，或者对现代艺术有兴趣的人，这里可是现代艺术的圣地了，立体主义就在这里诞生的，好多好多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都曾经在这里工作、居住过。

远离塞纳河的北面，有座小山丘，这里是蒙玛特高地，是巴黎的制高点

19和20世纪之交的巴黎是一个非常动荡而富于创造的时代，学院派式微，印象派、纳比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未来主义相继登场，这些运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立体主义，其对现代艺术的促进贡献最大，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决定性的影响。立体主义两个奠基人，毕加索和布拉克（ Geroge Braque）都曾经在蒙玛特高地住过，并且在这里创作出第一批立体主义的绘画来。

最近关于世纪之交巴黎的著作中文翻译越来越多了，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情况和背景，有了一些很不错的参考书。

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上的青铜雕塑

沈胜衣有篇文章，介绍这类新出版的书籍，也提到世纪之交的巴黎艺术，可以作为参考：

……正如马振骋在其法国文艺随笔集《镜子中的洛可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中指出的。“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还没有想到巴黎去学绘画的”，因为在那之前，法国艺术并不浪漫，而是被官方控制得很死板；自从19世纪下半叶反正统的印象派诞生后，才影响到“全世界有志于艺术的青年都到巴黎来”，“把巴黎看作艺术的圣殿”。

爱尔兰人乔治·莫尔是先行者之一，1872年—1882年，他曾在巴黎学画10年。不过，他绘画一事无成，倒是期间广泛结交巴黎文人名士，文学上初露锋芒，卒成为一位唯美派颓废作家。后来他写了一本《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讴歌 “巴黎的一切都令人愉快”；“各种思想在巴黎畅通无阻”；“我在其中发现了可以抚慰生活中的一切平庸的东西！”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城市中自由地做过许多空幻的梦！”“我年轻时就像一个情人一样来到这里，把自己交托给巴黎”。——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生活的超越平庸，梦想的得以实现，正是一代又一代年轻艺术家奔赴巴黎的原因，后来者对巴黎的种种赞美，都不出乔治·莫尔这一基调。

圣心教堂大门的穹顶

但是，乔治·莫尔回忆像情人般的巴黎，更主要是在回忆巴黎的情人，和他在巴黎作为一个情人的故事，“享受记忆里留下的过去的情感和 激动，回味曾沸腾过的情绪”。关于巴黎文人艺事的内容则很少，比如他谈到兰波去了探险，“但魏尔伦更喜欢做文明的野蛮人，所以一直留在巴黎”。这样有价值 有意思的记述，只不过是他在沙龙遇见魏尔伦时，为了向女伴炫耀见识而作的评点，是他某段风流史的点缀。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头30年，巴黎迎来了作为世界文化之都的最鼎盛阶段，塞纳河两岸的艺术家、作家星光熠熠，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风起云涌。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就此写过一部文人艺事总汇式的专著，中译本先后有海南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的《巴黎的 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巴黎的盛宴——1900—1930年间的艺术巴黎》（均为王姤华译。后者书名更佳，订正了海南版正文中一些非通行译名，但并未全部改正，如将斯泰因译作“斯坦”等等；而且把海南版书前一批当年人物的珍贵照片基本删去，可惜了）。

此书以翔实的资料（尤其“充分采用见证人的记叙和回忆”），描述巴黎作为世界现代艺术中心的年代。作者通过大量趣闻逸事，栩栩如生 地揭示了那时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的面目，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创作、爱情、友谊；从而记述了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和左岸蒙巴那斯这两块艺术高地的兴起与衰落；并由此描绘了当时先锋派社团和流派的产生发展、艺术史的进程。那时候，每天都有美事或丑闻、狂欢或战斗，那种种崇高与卑微、圣洁与放荡、追求与堕 落、光荣与悲苦、喧嚣与骚动……真个流金溢彩，令人眼花缭乱，如品一场“巴黎的盛宴”！

去得太早了，圣心教堂尚未开门

《巴黎的盛宴》详细写到的，还有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朱勒·帕森（作者视这三人分别在1918、1920、1930年的死亡，为三个时代——实质是一个总时代——的结束）、马克斯·雅各布、卢梭、马蒂斯、勃拉克、保尔·福特、杜尚、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等奇才特行的风流人物；上一代的塞尚、雷诺亚、莫奈、普鲁斯特等名家，其晚年生活也有提及。——此书可称得上是现代艺术史的一个宝库，随便捞一些出来都能写成专文（马振骋 《镜子中的洛可可》里面有好几篇，就采用了相同的资料和叙述口吻）。当然，文本内容丰富多彩的基础，是那个时代本身的丰富多彩！

至于曾身历这一盛世的当事人记录，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巴黎“圣经”。它是优美动人的散文，以生活的回忆为主； 而另一位曾同时游学法国的美国诗人、评论家马克科姆·考利，则侧重写了“思想的叙述”：其《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用整整三章，记述美国“迷惘的一代”前往法国接受文化熏陶、通过“巴黎朝圣”来形成文艺思想的经历与思考。当中特别精彩的，是对普鲁斯特等五位当时欧洲重要作家的描述、评说。它虽是一部文学断代史，但文笔也相当漂亮，如说巴黎总是让人兴奋、心醉神迷，以致只需饮清咖啡 就行了，“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

蒙玛特高地上聚集着不少画家，以替游客画肖像为业，一大早，已经在这里聚上了。

类似这样的见证者回忆，还有斯泰因《艾丽丝自传》等；接近《巴黎的盛宴》的，则有让-保尔·克莱斯佩勒所著《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1900—1910）》、《伟大时代蒙巴那斯的日常生活（1905—1930）》，它们写法、体裁不同，内容和叙述对象范围各有偏重，可互为补充。巧 合的是，我凭自己架藏检出的这两组书，后三本是后来的法国人写的，前三本则出自当时的美国人之手。这一点倒是巴黎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法国人一直以自 己的文化为荣，但正如前述，当年云集巴黎的文人墨客，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占了极大分量，他们得益于巴黎、汲取于巴黎，也反馈了巴黎，共同绘就巴黎艺术黄金时代的瑰丽画卷。

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的开篇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年青时代，那么，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终篇时 说：“当年的巴黎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巴黎始终是巴黎……”他说得那么动情，但是，一方面巴黎和年青时代始终在心中，另一方面却已一去不复返。马振骋《镜子 中的洛可可》第一篇写到：“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海明威每次在巴黎试图找回二十年代的激情和纯真，每次都失望。”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等著《走在昨天的巴 黎》最后一章《艺术家的巴黎》最后一段，谈到巴黎的艺术家聚居地的衰落，说：“遗憾的是，没有不散的聚会……”胡榴明为《巴黎的盛宴》写的代序《一群“伟 大的疯子”》，更以这样的感叹结尾：那个“放荡的巴黎”，那个“天才的疯子”辈出的时代消逝了，“剩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品尝前人的果实……我们再也没有发展，再也不可能有发展……我们感到悲哀，因为那一个疯狂的时间和空间不再，疯狂的天才不再，合上书页，我们只能叹息。”

精致的铸铁雕花小招牌

我们没能赶上那样的华彩时代。然而海明威说得好：“巴黎始终是巴黎”，“不论我们怎么变、巴黎怎么变”，“巴黎总是值得眷恋的”。 所以，我一面去看布拉塞二、三十年代的“夜幕下的巴黎”摄影展，顺便买一册《摄影师眼中的巴黎》（法国篷皮杜中心出版社、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编， 2005年印行），在那些黑白老照片中寻觅一丝丝从前的光影；一面则打点行装，还是要亲身去走走今日的巴黎，带上《走在昨天的巴黎》，希望在街头巷尾中，回忆起他们在巴黎的好时光……

我是一大早去蒙玛特的，因为希望看一个游人较少的蒙玛特。那时候山上还有薄薄的雾霭，我没有坐正面的缆车上去，而是在蒙玛特后面下车，顺着山路走上去的。太早了，街上只有三三两两去上学的孩子，很宁静。有几只猫在阳台上盯着我看，很警惕的样子，我就那样慢慢沿着比较陡峭的石板阶梯走上去。先看见的是艺术家现在还喜欢云集的一个山顶小广场旁边的蒙特玛圣父教堂（ Saint Pierre de Montmartre），然后是庞大的圣心教堂。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这里还是比较贫穷的人的居住区，因为离开市区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有钱人不去的，因为房租低廉，因此这里倒吸引了不少刚刚来巴黎的穷苦年轻画家，他们在这里租工作室兼画室，在附件的酒吧、咖啡馆聊天谈艺术，沟通思想，结交朋友，这些细节在上面介绍的几本书，特别是在《巴黎的盛宴》和《毕加索时代的巴黎》两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这里弥漫的是一种相当极端的波西米亚氛围，穷而年轻，野心勃勃，国际成分，抚育了现代艺术的诞生，这里可是功不可没的地方啊！

我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蒙马特山丘上有葡萄园，虽然小小的，应该是巴黎全市绝无仅有的一个了，在那里陈旧低矮的古老建筑中间，葡萄正在抽新芽，好令人开心！道路陡峭，横街窄巷，散布着许多小酒吧和咖啡馆，诸如“蹦蹦兔”，（或者翻译成“狡兔之家”的Au Lapin Agile）、“黑猫”(Chat Noir)、“随意居”(A la Bonne Franquette)、“森林弹子房”(Aux Billards en Bois)等，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我从学生时代起就熟知其名的世纪之交的现代艺术先驱们。 这些酒吧虽然陈破，但是风物依旧，好就好在没有刻意维修成我们国内那类“旅游景点”，保持了原来的味道。你拿本书按图索骥，可以找到当年从西班牙来巴黎不久的年轻的毕加索的住宅，还有莫迪里亚尼、梵高、布拉克、修拉、尤特里罗，在清晨的薄雾中，我恍惚觉得好像前面走着的两位就是毕加索和布拉克，正在谈论新的创作。

这里也有些娱乐场所，在当时是比较色情世俗的，这样才刺激了这些艺术家的灵感。原来好些为榨葡萄汁、磨麦用的磨坊在19世纪末成了舞厅，其中的“煎饼磨坊” (Moulin de la Galette) 更是雷诺瓦同名画作的灵感来源。画上舞女跳的康康舞，曲调近似挑逗，充满了当时巴黎喧闹欢乐感。专门写康康的作曲家奥芬巴哈就埋葬在这里，到蒙玛特陵园走走，还可以看见德国诗人海涅、俄国舞蹈大师尼金斯基、法国新浪潮电影名导演楚浮等人的墓碑。连墓地都是文化名人如过江之鲫，这里能够不牛吗？

有些已经摆好架势准备开张了

蒙玛特的这批艺术家曾经有个一个自己的社团，叫做“蒙玛特共和国”。用共和国来称自己的团体，可谓胆大妄为之极，也非他们莫属了。

有一位英国人在1960年代苦于不知道为什么巴黎人比法国其他地方的人少离开巴黎出名旅游，查了好久，据说找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蒙玛特高地！因为全世界人到巴黎旅行，一定是要到这里来“朝圣”的，因此巴黎人不出城，可以在这里接触到全世界的人，方便啊！有一位大作家曾说西方世界有四大堡垒是难以攻克的，就是梵蒂冈、英国议会、德国总参谋部和法兰西学士院。其实，好多人说蒙玛特这第五个恐怕比其它四个更难以攻占，这里的艺术文化太深不可测了，几乎无法攻陷。

法国作家莱翁·都德(Léon Daudet)曾说蒙玛特是巴黎中的巴黎；思乡的外省人称它为“小村(village)”；缺乏想象力的人叫它“高地(Butte)”；稍夸张一点的人认为它不仅是巴黎的精华，而且是人类的光荣；但大凡上过蒙玛特高地的人都不会否认：没到过蒙玛特，就等于没到过巴黎。

现在的蒙玛特已经没有当年那些波西米亚艺术家了，我早上去那里，在岱尔特广场上看见有些画家开始摆摊位，准备给游人画象，他们都挂了一些作品作为样品，我细细的看看，起码那时候没有看到一个顶级的天才。当代艺术和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无需画家集中在巴黎了，因此，蒙玛特共和国就仅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世纪之交的时候，在那里要“改造生活”，重新创造新的艺术语言的大师可以多得不胜枚举，找本现代艺术史看看，好像那时候没有到那里住过或者工作过的反而是少数了。蒙玛特“出身”的艺术家太多了，难以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大凡19世纪末至20世纪有点名声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大概都一定曾当过一段时间的“蒙玛特共和国”公民。

在1920年，当时聚集在蒙玛特的一帮艺术家矢志标新立异，独往独来；为了实行自我保护，有人提议成立蒙玛特自治市(Commune libre de Montmartre)；这一建议立即获得艺术家们的响应，他们投票选举画家于勒·德巴基(Jules Depaquit)为第一任“市长”，并确定岱尔特广场为“自治区”首都。德巴基是个靠给报社画幽默插图为生的艺术家；过着干一周活，大吃大喝三周的有节奏生活。当上这艺术家们自封的“自治市”市长后，还真的来了劲，在一次“盛筵”(自治市的主要工作之一)豪饮后，声言要获得他治下的人民的独立，并使蒙玛特脱离法国国家。我们称此为“蒙玛特第一共和国”。

1921年5月7日，又一个“蒙玛特共和国”宣告“成立”，算是第二共和国了。那是一个由画家弗兰西斯克·布尔波(Francisque Poulbot)发起的慈善协会的名称；其宗旨是“在快乐中行善”(Faire le bien dans la joie)，主要从事帮助当时生活在蒙玛特的贫困儿童的活动。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浓烈的“蒙玛特”色彩的地方“建制”(协会)目前还继续存在，并已成为蒙玛特独特的民间特色景观。

蒙玛特高地山下的居民住宅楼房，典型的法国第二帝国风格

我们看艺术史，好多好多的名称就会浮现出来，都与蒙玛特有关，比如毕加索和许多画家居住过的“洗衣船”(Bateau-Lavoir)公寓；雨果、左拉、瓦莱斯、都德等都曾是座上客的“黑猫(Chat noir)”咖啡馆，还有“死老鼠”(Rat mort)、“狡兔之家”(Lapin agile)酒吧兼夜总会、勒比克街(rue Lepic)，等等。岱尔特广场(Place du Tertre)如今是游客如云的景点；鳞次栉比的画家画架、露天咖啡座、小餐馆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蒙玛特气氛”，既有放荡不羁的艺术个性，又有山城小镇的质朴清新，同时也不乏布尔乔亚的高雅之气。我们现在大谈“波波文化”，这波波就是“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结合，全世界这两种几乎是对抗的阶层的结合，我看始于蒙玛特高地。据说，凡是欧洲有点名气的人，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都会毫无例外地光顾这个小广场，并在那儿至少喝过一杯。这个如今歌舞升平的地方，曾经可是硝烟弥漫。1871年巴黎公社暴动就是始于这个广场。

蒙玛特有一种迷人的特殊魅力。画家斯丹兰(Steinlen)当年是揣着一封别人写给一位只知住在“蒙玛特”的画家的推荐信“上了山”的。当约好接他下山的那个马车夫好不容易在“烘饼磨坊的门洞里找到他的时候，斯丹兰却早已被蒙玛特高地的风光、色彩和氛围所迷住，再也不肯“下山”。他后来被封为“蒙玛特公民”。

清晨的薄雾中，沿这极有巴黎情趣的窄窄阶梯，攀爬上蒙玛特高地，其实是相当赏心悦目的。

有个巴黎人很喜欢讲的说法：只要在蒙玛特高地上的戈兰古尔(Caulaincourt)街或阿贝斯街(Abesses)有套住房，或曾去“作坊剧场(Théâtre de l'Atelier)”看过戏，或在“玛丽雅娜”餐厅或在格拉夫酒馆喝过酒，就足以把这个人改造成艺术家！或至少使他谈吐起来“象艺术家似的”！我倒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可以成艺术家，但是这个夸大的说法起码表明巴黎人是怎样看待蒙玛特的。

曲径通幽、横街窄巷的蒙玛特，实在很迷人，走在那里，街石已经发黑，墙上深绿色的苔藓和爬山虎密密的掩盖了石头垒成的墙体，只听到自己咔咔的脚步声，街头咖啡馆和酒店的酒保在那里铺桌布，发呆。你就会真的不想离开了。

 

 

 

——摘自《巴黎手记》

2009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