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新京报》的朋友在网上给我转来一组新闻照片，让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这组照片见证了一场悲剧：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没有风，一边是共和国低垂的旗帜，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强拆她家的房屋。而这位女子，在火堆边的求饶既没有感动任何人，也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之所以有此思路，实在没有多想，许是因为矿难作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令人羞耻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而潜意识告诉我，这种矿难，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地下，它同样会发生在地上。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字眼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我站上全世界的屋顶”“屋顶上的骑兵”以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人生的高处，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然而那一刻，它迎来了解放。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行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突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今天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三瓶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成都这个写满悲情的新闻故事里，自由早已经逃之夭夭。我，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看到唐福珍低眉垂首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或者看新闻不问究竟，而是因为“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不要轻言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难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

让人无言的是，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唐福珍没有袭击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她的自杀如何成为一种暴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还被要求“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在中国早已经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在中国，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天塌了。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

早上的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没有哪个学生不诅咒这样一场悲剧。其中有位女生，用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所有的评论都终结了，读到这个标题的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动弹。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字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人们不是总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早已经失去了意义。权利的青山如此荒凉，剩下的或许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孙中界断指自清，再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甚至也会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而此前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虽说“人人死而平等”，但每个人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此之故，我愿诚心诚意地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在试图结束外界施加于自己的种种暴政之时，首先更应该结束的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那一场“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