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82.3%，排十大严峻问题之首。

       虽然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当前腐败具有以下特性：

    权力异化的普遍性。一提到腐败，很多人立即想到肯定是权力比较大、势力比较强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干部。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或者说有腐败的资本。现实中，也会有一些人抱怨自己想腐败也没有腐败的机会。这其中恰恰暴露了一些人对权力的羡慕，或者说对腐败的“认同”和“默许”，甚至一些官员还竞相在权力上争夺，在腐败上攀比。你做科长，我起码得做局长；你贪一万，我至少要贪两万。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成了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光彩之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干部等，甚至是一些普通党员，也“能贪多少，是多少”，将权力利用到极致。还有一些小官认为升迁无望，便在捞钱、敛财上动歪脑筋，等等。这些都是权力异化的普遍性的结果、恶果、苦果。玩权、恃权、弄权呈现群体性。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当然，这样的用，是指为己谋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真的到了“想不腐败”都难的地步，被动性腐败使得一些贪官发出“做个贪官，我容易吗？”的感慨。而上行下效、官官相卫，更使一些贪官在权力异化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所不能”、“无恶不作”。

　　惩防体系的脆弱性。应该说，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要求。2009年，一张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已经张开；2009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称为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继2008年提出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众多反腐文件； 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反腐败提出明确要求；9月19日，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公报提出新时期反腐败的6项举措和5项具体任务……纵观中央关于制度反腐方面的创新之举，可以说很完备、很完善，但是一到了基层，就是落实在材料上的多，落实在实际中的少。或者说，理想与现实、制度与执行，还存在很长的路要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应用。

　　权力监督的疲软性。由于权力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导致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权力的监督，只能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的干脆就是摆设，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迟。近年来，虽然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但腐败仍层出不穷。这除了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全面对外开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机制不完善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还由于党内监督是系统工程，就目前情况来说，还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等尴尬局面。很多干部游离于监督之外，也便使贪腐行为有了可能和机会。但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中，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制度创新、制度反腐，更不能少。只有做到制度管人，让制度说话，而不是让人去管人，让人去说话，尤其是仅凭个别人“说了算”。“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在反腐败问题上，要加强教育、让人不想腐败；加强监督、让人不能腐败，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败，合理待遇、让人不必腐败。特别是在完善制度方面，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