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奇老鼠代表了「价值分裂的中國」
明报就上海迪士尼事件采访朱大可

 

 

来源：香港《明报》

日期：2009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彼城迪士尼樂園落戶，此地關心的是旅遊人數被攤分，但作為「美國文化入侵」的討論未被啟動。

 

「迪士尼於中國有很大象徵意義：現在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進，意識形態邏輯分裂，到了今天更為明顯，社會主義控制不斷加強，迪士尼的資本主義價值亦在加強，兩者奇怪並存與混搭，沒有任何衝突。這就是中國特色好玩的地方。」上海文化學者朱大可細細分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自後1989的江澤民時代，「過去以為中國會走東歐的路，但後來轉向獨特的開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斷混搭，產生既混亂對抗、又和諧並存的狀態，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此。迪士尼的進入，是強化了中國獨特經驗最深刻的故事。」朱大可娓娓訴說。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搭示範

 

朱大可參加亞洲博客節，訪問之中，他提示關注迪士尼的目光，亦應放在社會文化之上：「迪士尼不只是樂園，亦有文化價值的一面。它在此社會控制愈益加強的這時候作為娛樂的方式進入中國，而娛樂是被認為無害的、可以接受，目的是為了消解社會的對抗，轉移焦慮，釋放為全民狂歡就皆大歡喜，這是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深謀遠慮。」

 

然而在複雜的社會意識拉扯中，朱大可並不單方面批判這曾在歐洲與香港等異文化之地都引起過抗議的「美國虛假文化代表」，「迪士尼是雙刃劍，也許可以對中國孩子的童年帶來一點歡樂：中國教育是非常嚴厲殘酷的知識灌輸，幼兒園孩子每天回家都要寫兩小時的作業；只是迪士尼這種有邊界的想像力，對中國教育下想像力已枯竭的兒童，又有什麼好處？」

 

處處是規限的「創意主題樂園」迪士尼成為跨境的時代象徵，帶上頭套以米奇老鼠刻板的笑臉迎人的員工，也許就是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割裂的集體意識影響個人，國人也是人格分裂的，「中國現在有基督教徒約1億人、佛教徒人數更多，但社會道德狀況沒有改善，這是很矛盾的。因為人們有部分人格是按照宗教規律、另一分人格是厚黑學的流氓倫理。上班時是一種價值，下班回家是另一套倫理，按時間表來劃分公私時空，彼此也不反思或鬥爭，宗教無法介入作價值轉化，所以宗教失效。」當務之急，朱大可提倡應建立新的信仰體系。

 

應建立新的信仰體系

 

「信仰不必是宗教，即使文學也可以是你的終極關懷，你熱愛文學到極點，不可動搖、不可褻瀆，這是信仰，都應有這樣的目標。但沒有。」如今民間盛行的是看到名牌會雙眼放光的拜物教，國家則推動儒家思想去銜接共產主義，文化部動輒以投以億計金錢去建立孔子學院、宣傳儒學的「普世性」，但看不到當中的矛盾：「毛思想主要是法家而非儒家的，實制上中國從來是內法外儒，儒家並未真正影響高層政治信念，儒家只是對老百姓有用的外衣。」朱大可溯源歷史指出，過去讀書人即便考取功名時抱的是儒家仁愛濟世的思想，一旦進入朝廷框架亦會自動用上法家的刑典治世──中國分裂的意識形態本是千年歷史！

 

但過去士大夫對帝王的諫言仍然有跟朝廷互相制約的作用，「失敗後要不一批一批被殺，要不退隱江湖，是要抗爭的」。

 

然而換轉今日高壓時空，朱大可卻深感知識分子的無力。作為研究、批判大眾文化的文化批評家，本是以批判時政以促成社會進步的官民之間的橋樑，但卻兩邊都無法著陸。「一方面政府老跟獨立知識分子過不去，另一方面民粹主義下的大眾又不理解，腹背受敵。」

 

就以公共建築為例，明年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永恆建築，「一來它醜，作為文化符號我說它是一頂染紅的官帽；而且投資興建之前不懂向民眾諮詢以保證減少出錯，全是權力意志行為。就是北京央視大廈，最近說央視也不要了，這也是很丟臉的事呀！」

 

精神支持欠缺，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亦不易。作為國內首家以「文化批評」為名號、朱大可任所長的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講師的基本月薪只有1800人民幣，扣掉住房的1400，只剩400伙食費，這就是文研的現狀，低得跟民工沒太大差距。」

 

有的老師靠接「國家選題」研究工作爭取經費，「但那是很可笑的課題，像什麼《論文藝的和諧性》，沒任何意義的偽命題。」朱大可研究所的老師基本原則是不申報國家命題研究，只好努力在民間寫作掙取稿費。

 

這是知識分子消亡路上發生的事，「公共知識分子普遍都有焦慮，因為都脫節了。」

 

80後復歸統一

 

然而雖然充滿挫折，朱大可倒看到微弱的曙光，就在人民自身之上。比方教育，「過去家長都是教育的奴隸，孩子回家就幫忙寫作業。如今家長比上一代學聰明了，都在拚命把孩子拉出教育系統。」像被關禁的異議者胡佳的妻子曾金燕，為了孩子自己與朋友組織幼兒園。

 

而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90後，雖然與長輩、平輩以至社會可能都不善直接交流，只會人機溝通，但當中成形的個人主體性，讓朱大可認為可能會改變80後一代的分裂狀態，復歸統一，「如果90後的主體性建立起來，中國就有希望了。」

 

「1980年代之所以有文化榮景，是因為知識分子積極地建立主體性，像《人啊，人！》便是以人、以人性與人的自我為出發點，進而推動成為共識。」但六四之後巨大的恐懼使社會的個人主體性崩潰於國家主體性之前，1989成為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水嶺。

 

以慓悍敢言初鳴放於80年代的朱大可，在1994年移民澳洲達8年之久，在悉尼科技大學修讀了博士，當過網站與報紙主編， 2001年回歸大陸。他當年的期望是在轉型中的中國，以獨立知識分子之身作見證人，「也是文化的守望者，就在此看一塊地，不讓莊稼壞下去。」

 

■關於朱大可

 

生於一九五七年上海的朱大可，為當代知名文化批評家與隨筆作家。

 

一九七九年考進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是文學界先鋒，早年以一篇《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而出名，維基百科稱他「和李澤厚、劉再復、劉曉波等人齊名」，他謙遜推辭說「在八十年代我沒有他們那麼大影響力」。

 

當年自澳洲回歸，學界就估計文化界會有另一翻風雷雨動。

 

著有《燃燒的迷津》、《逃亡者檔案》、《聒噪的時代》、《十作家批判書》、《話語的狂歡》《記憶的紅皮書》等等，話語鋒利勢不可擋，但最近有意調整語調，以較溫和的言說貼近進而影響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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