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广东充满艰难也充满希望的一年。这种艰难和希望，我们或许可以从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年中重大举措看出来。

　　腾笼换鸟

　　  汪洋“腾笼换鸟”的切入点，选在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的东莞。有媒体统计，短短一年多时间，汪洋先后九进东莞抓“升级”。改革开放30年，是东莞快速发展的30年。东莞人从来料加工做起，发展起几大产业集群。但这里的工厂大多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收取厂房租金，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著名的东莞模式。但到2007年底，这种模式在东莞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倒闭的消息不断传出。东莞的发展模式，使它成为广东粗放型发展的代表。到2008年初，东莞对外的依赖度已逾130%。 为此，汪洋在一次到东莞进行专题调研后，语出惊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同时也语重心长：“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东莞由此被视为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的桥头堡和试验田，积极贯彻‘双转移政策’，试图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来淘汰低端产能和劳动力。但这种“腾笼换鸟”的做法很快引起争议。因为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反弹也自然最大。

　　  点评：从现实意义来看,虽然过去珠三角经济发展非常快,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但产业层次低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产业升级是一个市场化过程,没有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动力,成效就比较缓慢。金融危机的到来，为广东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外部压力，而汪洋书记“腾龙换鸟”的提议更为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也可以说提供了内部动力。当然，任何转型都意味着利益调整，政府和社会都应该为这种调整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广佛同城化

　　  今年2月人大会议上，汪洋书记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而推动珠三角城市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于广佛同城化。

　　  点评：目前，广佛两市的GDP总量达12500亿元人民币，超过澳门，直追香港，如果把广佛两地看作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则其GDP总量将排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八位。广佛同城，有利于广州市的服务业与佛山的制造业进行优势互补，有利于两市实现双赢。佛山和广州的关系是密切的，用广佛一体化带动珠三角，广佛同城化可以互补共赢，因此广佛同城化是比较容易融合的。广佛同城化的定位很高，而广州和佛山产业的互补性也很强，北面是汽车、物流，中间是房地产和区域的衔接，南面是港口和重工，广州是以重化工和汽车为主，佛山是制造业之都，是以轻工产业为主，包括陶瓷、家电等，这一轮珠三角一体化如何将产业整合，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国家为了新一轮经济的发展，实施区域一体化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州和佛山属珠江三角洲腹地城市和邻居城市，从以上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两个城市确实存在一些差距。广州是副省级城市，而佛山是地级市，两个城市在目前在经济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暂时只能是两个城市的友好对接。如果现在要真正达到广佛经济一体化，首先应解决行政区域的划分，或者国务院将广佛纳为“广佛经济发展区”， 因为两个城市并不是对等，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阻碍，更何况两市的财政都不愿意往同城化方面花钱，这就很难促成。

　　粤港合作

　　  7月30日，在接受世界主流媒体记者团采访，谈到粤港合作时，汪洋说，除了粤港政府间合作机制外，两地也正在建立民间的沟通渠道。广东准备成立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与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加强交流合作，调动两地民间力量，成为政府间沟通的重要补充。目前，广东正在和香港特区政府协商，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制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港合作的具体新动作到时就会揭晓。

　　  点评：时至今日，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贸易、旅游、专业服务中心的优势，仍然是广东乃至中国其他城市都无法取代的。而且，香港是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也不实行外汇管制，人员、资金、货物可自由进出。它们与国际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些也是内地城市(包括上海)在短期内都无法超越的。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几倍，至于内地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与其相比了。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资投入内地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广东的外资企业已有八万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已有超过半数在粤投资设厂。珠江三角洲一大片以产业链条为依托崛起的实力雄厚的城市群，与拥有上述优势的香港构筑成大珠三角经济区，如果能够更好地互相取长补短，就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粤澳合作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一起为横琴新区挂牌，并宣布横琴重点项目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横琴开发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这也标志着粤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点评：粤澳双方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努力完善两地合作机制，积极开展两地合作的前瞻性战略研究，不断深化粤澳民生、经贸及文教卫生等方面合作，确保合作成果不断涌现。只有全力促进粤澳的紧密合作，才能发挥两地独特优势和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的全面复苏和更好发展。同时，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是中央支持澳门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央政府送给澳门回归十周年的一份厚礼，这也为内地和港澳台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打开了通道。

　　广州财政公开

　　  10月23日，在公布了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后，广州市财政局的网站23日一度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点击打开后可以看到，文件完全由图片格式构成，占用了2.08G的硬盘空间。如果打印成普通杂志般大小，将会厚如两块砖头。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只要我们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上网，向社会公开。”

　　  点评：广州市财政公开的举措表明，随着法律和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决心和力度正在持续加大，这对于社会进步和稳定具有广泛的积极意义。只有透明的财政，才有透明的支出，也才有廉洁的政府——民主也包括政府财政民主。广州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

　　顺德大部制改革

　　  在去年的特区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及顺德，并要求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2009年8月20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和各地“行政大部制”改革不同，顺德改制直指除人大、政协之外的党政工群全套系统：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等群团组织，以及由广东省、佛山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公安、国土、规划、社保、气象局九个部门，一并纳入机构整合范围，原来的41个机构，被一次性精简到16个，其中政府部门由29个调整为10个，机构精简近2/3；设置党委机构6个，全部与政府机构合署办公。

　　  点评：从1982年开始，中国各级政府进行过5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可几乎每一次改革都重演了臃肿——精简——再臃肿的故事，所以至今仍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这种越改越大，越革越肿的“改革”，让人不禁 “黄宗羲定律”。何谓“黄宗羲定律”？意思是说，历史上的税费改革（精简人员，也是为了节约税费）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机构臃肿的结果不仅使我们改革的大部分成果成为政府冗员的腹中之物，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更滋生腐败，败坏了政府和民众关系，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让我们对人事改革走出这“黄宗羲定律”看到了希望——只是：精简人员后，不希望降低效率，也不希望时过境迁反弹，而且弹得更高。

　　破GTP神话

　　 7月16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在广州开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报告上半年工作。会上，汪洋指出：有的GDP数字好看但浪费了大量财富。比如讲，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说老实话，我确实非常担心。科学发展观落实了刚刚见点效果，如果大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赶数据，又把什么落后生产力全都上起来了，就是在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点评：GDP是西方发明的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它考虑的主要是绝对的数量增长，并不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计算在内，也不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行政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当地的经济发展占了很大的比重，考核体系的主体是GDP，导致经济“大干快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根据有关专家的介绍，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我国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理想情况应从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40％－60％对环境进行补偿。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 而要遏制这种盲目发展、不顾环境代价的冲动，当然需要对GTP有理性认识——汪洋这番话，就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当然，要真正杜绝这种恶性GTP增加，还必须从制度上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力从单纯的GDP数字上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