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政治派系分野之探讨（三）
文/范海辛
讨论完了毛左派与专制派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自由派与社民派的问题。
在中国，社民派原本是隐藏在自由派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这些年，社民派之所以能从自由派内部独立出来，也是中国思想与言论自由进步的结果。在文革年代，社民派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走狗，基本不承认她是与自由派不同的一支独立的政治派别。此后，在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我国知识分子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刚刚解放出来，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基本是照单全收，无从分辨自由主义与社民主义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细微差别。直到我国90年代以来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对工农大众近似掠夺式的改革），自由主义盲目崇拜市场的弊病暴露，使一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更具人文情怀、也在中国更具可行性的社民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阵营与普世价值阵营的分野是传统与现代、或说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的话，那么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野则是现代文明内部的分野，曾经的毛左派与专制派必然要进化为自由派或社民派，因为毛左派与专制派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合理性——无论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均是如此。而自由派与社民派各自都有深刻的合理性，并且其合理性又呈现着互相对立、难以融合的特征。自由派的哲学认识论根源是经验主义，社民派则是理性主义；两派同时又各植根于人的两大基本本能之一 ——恐惧与贪欲。恐惧与贪欲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本能，恐惧的本能使我们获得安全与生存，贪欲的本能使我们获得发展与进步。社民派植根于人的恐惧本能，自由派植根于人的贪欲本能。只要人类还未能彻底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歧对立就无法彻底消除，因此这两派的分野是真实的分野，而毛左派与专制派因为不具合理性，是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派别。
现代西方社会为何多是两党对立，为何不是三党、四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能之两极——恐惧与贪欲，或说源于哲学认识论领域内最基本的对立——经验与理性。因此，西方社会由社民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主流民意的左右大堤，在这个大堤之内的，都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性，而在大堤之外的，一般都是非理性的激进主义——左的激进与右的激进。而激进主义想要登上权力舞台，总是非常困难，因为经过韦伯所说的“祛魅”启蒙后，民众理性昌明，非理性的激进主义难获民意支持。社民派在西方属于左派，代表着社会的中下阶层；自由派属于右派，代表着社会的中上阶层。
自由派的诉求是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要求政府减税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自治功能；社民派则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减轻民众对市场风险的恐惧，这样政府的税收必然提高、政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也必然增多、加强。因此，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而言，社民派要求的是大政府。在大政府下，公民与社会的自由度必然要比小政府降低。
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歧实际不仅在方法论上，在价值观上，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偏好。自由派偏好自由，社民派偏好福利保障。造成这种偏好的差异，来源于个人的能力。一般而言，能力强者偏好自由与竞争，他们抗打击、抗风险的承受力较强，而社民派则能力相对较弱，故偏好公平与保障，其承受打击与风险的能力不如强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能力主要指的是经济能力、经商能力。某人喜好物理学，在物理学的科学钻研上能力特强，但经商做买卖不行。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不能只是某一方畸形突进，其他方面萎缩退化。自由派与社民派，各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
一般来说，社民派更看重社会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而自由派更主张经济效率。因此右派上台，经济增长快，不免贫富差距拉大；左派上台，提升社会福利，社会教育文化健康事业能获得改善，当然税收亦相应提升，导致经济增速减缓。这样看来似乎右派政府会挣钱，左派政府会花钱，好像左派政府不如右派政府。实际不能这样看，左派政府的花钱一定程度上是对未来的投资。总之，西方的选民就是每隔几年在左右两派之间摇摆、选择，使得左右派的对立变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其结果使西方无论在公平还是效率、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上都获得极大提升。
没有西方在合理性、可行性大堤内的左右摇摆、良性互动，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拉美化的两极震荡——不是左派的多数压制少数就是右派的少数压制多数的恶性互动。把视线移到中国，这种情形就会成为毛左派与专制派之间的恶性互动。
四种派别、两个阵营的共存，说明我们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历经约170年，至今尚未完成。拿今天的政治派系分野与李鸿章那个时期相比，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普世价值阵营的自由派与社民派相当于那个时期的革命党；专制派则相当于李鸿章的洋务派；而毛左派则相当于反对“中体西用”、反对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派。170年九曲十八弯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在最后的十几年中，“革命党”阵营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野。曾经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不过是传统价值诉求借助西方激进主义词语以求自保的抵抗，一旦尘埃落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阿Q与赵老太爷间的恶性互动。
从自由派与社民派分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这里要特别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民派的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看来，社民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共产革命的残余，属于早晚要被淘汰的一种意识形态，整个世界应该如美国那样，由自由主义一统天下。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在对待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必然会陷入一种激进民主的立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使转型陷入更深的恶性互动中。
社民主义当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血统，但社民主义是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其最早的源头在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民主义运动中众多的思想流派之一。“各尽所能，按需取酬”的思想就是由基督教神学家首先提出的。因此社民主义与其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血统，不如说是具有基督教新教的血统。自由主义则是比社民主义更为年轻的思想，产生于基督教新教内的一个极端的派别——加尔文教派。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有平等的价值偏好，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上帝爱世人，但并非每个世人都能被上帝选中进入天堂。因此在自由派看来，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的、必须的。所谓的平等，只能是规则与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这种价值偏好，与专制派有几分接近。
自由派指责社民派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偏好，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私有化，有公有化情结。在激进的自由派看来，社民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
社民主义究竟如何，事实胜于雄辩。北欧以瑞典为首的斯卡德纳维亚五国（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芬兰）被认为是不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与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社民派主张的道路。从二战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社民主义并未通向奴役之路。尽管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也遇到了麻烦，但以社民主义政策为主的这五国无论是在人均GDP、人民幸福感指数、官员廉洁指数与创新指数上都位居世界前列，有些指数还超过美国。
关于社民派的集体主义偏好，这是中国学者的误解。北欧这五国都是基督教新教国家，个人主义一直是文化的主流观念。中国学者之所以会有如此误解，这与他们将利他主义等同于集体主义有关。有利他型的个人主义，也有利己型的个人主义。利他型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观念来源于宗教，过去是个人对上帝的责任，现在上帝被社会代替。这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截然不同，在东方，个人的责任都被集体的官员代表了，个人离开官员就什么也不是。至于说到公有化情结，这五国与英法等国也不同，斯卡德纳维亚地区虽然奉行社会主义，但基本未出现国有化浪潮，私人企业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展。
为何社民主义看重个人主义？因为个人既是自由民主这些终极价值的承载者，也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工具。没有具体到人的自觉责任担当，就会出现象东方专制社会的寡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诉求的学说，其核心观点是利己型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权利，经验主义演进理性的思想方法。历史表明，自由主义能够取得历史进步，与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离开这个环境，就可能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结果。
中国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然而由于没有其原发地的宗教文化环境，更主要的是没有政治自由，结果则是一种“伪自由主义”——只有官员与老板的自由而无民众与工人的自由。在工人、农民工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利的劳资博弈中，虽然这种“伪自由主义”也取得了经济增长的结果，但国民幸福感指数没有增长，而国民痛苦感指数却大幅增长。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迷思在于市场化，他们总是认为市场最公正、最合理，这与专制派崇尚权力实际是一样的。权力与市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两个最具革命性影响的因素。这两种因素都是来源于自由——权力崛起于丛林自由，市场产生于协商自由。权力杜绝了无政府主义，但其本身的祸害仍然很高。自由派把权力关进牢笼是对的，但没有认识到市场也如权力一样，一定要套上缰绳，负责也无法免除对人的奴役与异化。
如此说来，社民派就是十全十美了？也不是。社民派由于秉持理性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容易陷入对理性的迷思中，特别是容易崇拜建构理性。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分野，是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计划经济就是最典型的建构理性（凯恩斯主义也是一种建构理性），它与市场形成的演进理性恰好构成一对矛盾。直到苏联垮台，我们一直不能确定建构理性的弊病。苏联的失败，从方法论上来说是建构理性的失败，也是社民派的一大挫折。从此我们知道，人类的理性不是万能，而是有限的，我们不仅需要建构理性，也需要经验提供的演进理性与信仰提供的信仰理性。更关键的是要知道各种理性的适用范围。
在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上，社民派的政策无疑比自由派更具可行性。由于社民派秉持的理性主义思想路线，中国的社民派更倾向于坚决而又理性的渐进模式，反对自由派只重价值、不重方法的激进民主。这是因为，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文化的独特产物，西方没有这种历史包袱。对于如何克服东方专制主义、实现政治现代化，西方社会无法给出答案。综合东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发现，实现政治民主的日本、韩国、台湾，均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威权体制统治期。
从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看，一个极权政体要平稳地转型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必须要经历一个威权政治的过渡期。极权、威权与宪政民主这三个阶段，有如孙中山所言的军政、训政与宪政三阶段。极权或军政阶段，我们都很熟悉，那是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或说是“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的时代。威权（训政）阶段则是过渡阶段，此时与极权时代不同在于，民主已经有了雏形，反对党在法律上已经合法，但被威权用技术手段限定于仅有监督、纠偏与咨议的功能，还不能利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新加坡与俄罗斯都是典型的威权政体。威权统治还是一种专制统治，所不同的是这种威权与极权已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制与制衡。一是外部（日本、韩国与台湾受到美国的民主压力），一是内部。在内部，威权对笔杆子的垄断已经部分放弃。其次是威权的用途。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是主要是用来维护小集团的私利的，威权时期的威权，更多是用来为公——首先是用来积极发展经济，其次是以中央威权压制地方豪强，发育地方社会功能。具体说来就是在基层，使农民建农会、工人建工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但这种社会性组织只能限于地方，威权政府一是压制政治性社会组织，二是阻止这些基层组织跨地区建立全国性组织。
从政治派系分野的角度来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四个派别处于互相联系、互相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毛左派与专制派之间，毛左派是革命性多，合理性少；专制派是革命性在褪去，合理性在增多。社民派与毛左派之间，社民派支持毛左派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立场，但反对其错误的方法。自由派与专制派则在发挥市场作用上互相支持，而专制派与社民派则在对威权的渐进改良上互有预期。
如果从权力与财产的公有私有上，这四派又可以把这样划分：
毛左派与专制派都主张权力私有，财产公有。两派稍有区别的是，毛左派主张绝对公有，不允许任何私有，而专制派则倾向于小部分私有，大部分公有。
自由派与社民派则主张权力公有，财产私有。稍有区别的是社民派主张少量财产公有，大部分财产私有。而自由派则主张能够私有化的尽量不要公有化。顺便再说一句，股份制、特别是上市公司，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共）有财产，不能简单等同于私有（非上市的家族企业）。
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尚未进入威权时代，不过是处于后极权时代——开明专制。这四股政治派别的博弈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