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我的朋友姚监复送给我一本她妹妹姚蜀平写的小说，叫《似水流年》，由广东花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当我打开书，粗粗浏览时，发现这是一本描述文革的小说。我在心里就有点纳闷，对中国人来说，很多年份都可以说是似水流年，唯独文革不能说成是似水流年，而应说是刻骨铭心，因为文革十年留给中国人的教训太多了，回忆起来“往事并不如烟”“流年并不似水”。
我和姚蜀平是1985年在厦门科学社会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次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在会上姚蜀平介绍了台湾的柏杨和李敖，因为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听姚蜀平介绍柏杨和李敖，感觉到大陆人受到思想束缚还是太多。姚蜀平的介绍充满了激情，我听了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986年，我到了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姚蜀平也在这工作，我和她联系就多了起来。姚蜀平不但研究科学史和现代化理论，而且文学才能横溢，曾参与电影《李四光》、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的创作，发表过散文《儿女祭》，短篇小说《沉默的路》等。姚蜀平1989年旅美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2009年12月初，我在香港出差的时候，姚监复打电话告诉我，姚蜀平最近回国了。我很高兴，为此加快速度把《似水流年》通读了一遍，也看了几篇关于《似水流年》的书评，包括何启治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一曲文革浩劫的悲歌》和文革研究者关于此书的研究评论。我越来越感觉到，《似水流年》是大陆第一本反思文革的长篇小说，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我准备和她见面后讨论这本书，并和她约好，2009年12月28日在长城所见面，我内心想，和她见面后，再与她商量一周后开一个《似水流年》的研讨会。
《似水流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尚安妍是医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被北京一个叫牛侃荞的高官骗奸受孕，在被迫做人工流产的医院里，结识了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生物学家梅仲宇的妻子夏晶榕和她一家。“文革”初期，尚安妍从劳改农场跑回北京时，发现梅家三口挨批斗后自杀，而唯一可能幸存的小男孩梅冬生却不知所踪。尚安妍后来下放到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在当地武斗的烽火中意外和梅冬生相遇，从此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抚养好友遗孤的全部责任。在尚安妍的推动下，公社医院的杜医生和“右派”温尔雅成了梅冬生的启蒙老师。期间，尚安妍还以德报怨救治牛侃荞于危难之中；后又与温尔雅在患难中相恋，当温尔雅去香港接受遗产时，尚安妍因为梅冬生不能同行而痛别所爱。其后，尚安妍回到北京，先后为了梅冬生的户口和上学问题而违心地向当年骗奸她的牛侃荞求助，并为了梅冬生而与她不爱的工人武正兴结婚。而梅冬生则拜一位拥有美国双博士学位，但却穷途潦倒的甘先生为师。甘先生鼓励他跳级考上北大物理系，又精心调教他作为插班生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梅冬生在美国得到温尔雅的真诚帮助，又找到与生父梅仲宇相识相知的美国老教授和旧房东，还发现父母自杀后盗走名贵小提琴的红卫兵冷冰的踪迹。为了解开父亲告别人世时的谜团，梅冬生舍理工而转学政治，决心要探寻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来龙去脉。几年后，誓言永不回国的梅冬生踏上归国之路。他相信：只能在自己的祖国，和挚爱的母亲尚安妍及许多“文革”受难者一起努力，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2009年12月25日周五，我与范岱年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见面。在回来的路上，范岱年告诉我，12月28日是姚蜀平70岁生日，我听了很吃惊，姚蜀平今年70岁了？在我的印象中，姚蜀平仍然是风华正茂的50多岁。她约我见面的时间定在12月28日，似乎冥冥之中有巧合，我就和范岱年商量，请谁和她一起过生日她会高兴？范岱年说她每次回国到政策所必看的人是他、罗伟和樊洪业。于是我们商量好周一大家都来，我们给姚蜀平过一个70岁的生日。
2009年12月28日，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老领导罗伟、范岱年和樊洪业，加上长城所的我、刘志光、武文生，以及姚蜀平的哥哥姚监复，在张生记给姚蜀平举行了一个生日Party。这些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本来的生日庆典变成了一次座谈会，并以这种形式庆祝姚蜀平新作小说《似水流年》的出版发行。
姚蜀平向我们介绍了《似水流年》的写作过程。这本书的最早想法，是1980年《李四光》上演之后，她当时所在的高能所的很多同事就鼓励她写一本文革的小说。1982年到1984年，姚蜀平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文献。1989年去美国后，她就陆陆续续地开始构想这本书的一些情节和人物。1995年，书中的人物及情节基本成熟了。2005年，她的膝关节做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膝盖，此时她在病床上想到，如果再不下笔，下次如果得了中风之类的病，那这个梦想就永远不能实现了。2005年3月到2006年6月，经过15个月的写作，她终于写完了85万字的初稿。她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回忆着文革往事，构思着小说的情节，我现在想来都觉得，在写作中，她的心一定又一次经历着文革般的煎熬。这本书最初书名叫《长夜漫漫》，2007年压缩到60万字。该书最早被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故未被接受，又转送广州花城出版社，该社表现出对书的兴趣，但要求压缩到40万字以内，还希望更改书名。经与多位朋友商榷，姚蜀平将书名改为《悲情大地》，但花城出版社还是没有接受这个书名。最后，花城出版社将此书定名为《似水流年》，2009年3月正式出版。
参加这天的聚会的罗伟和姚监复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当时罗伟也在美国，姚蜀平就请他校改了此书。姚蜀平说：罗伟不愧是《科学时报》的主编，他认真地校改了此书。另外，将此书推荐给花城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何启治对此书提出许多具体可贵的修改意见。
刘志光说，他在北大讲中国现代史时经常和学生讲：中国现在仍然在走出文革。意思是，现在中国很多方面仍然没有走出文革。刘志光的说法姚蜀平十分同意，我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我认为，《似水流年》这本书对于反思文革、反思我们的民族性格、让中国人真正走出文革，很有意义。民族的经验教训是一个民族的资产，中国有文革这样的经验教训，对中华民族打造健康的民族性格，对中国在全球真正地崛起，十分有意义。
在大家议论到尚安妍和林昭以及束星北的区别时，林昭显得最为刚烈，束星北由于在欧洲待得时间较长，性格就较为刚烈。信仰基督教的林昭显得道德感更强，结果也更加惨烈。范岱年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束星北的遭遇，他认为，束星北由于性格也较为刚烈，所以在文革中就更加凄惨，被迫害到精神几乎失常的境地。而尚安妍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孩子，她不得不求助于牛主任。她把多年的积怨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像尚安妍这样，一生受迫害仍然与人为善，几乎是更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