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我知道，早在1980年代，你就一直主张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中国应主要依靠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时隔十几年，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也有学者说，扩大内需我们错过了十多年。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郑新立：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是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指导下，走到极端上去了。急于求成，为生产而生产，为了把速度搞快一点，就把生活消费压得很低，结果欲速则不达。在这30年里，GDP增长速度才六点几，实际的工资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一点几。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调整了思路，开始探索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实惠比较多的新路子，一个是重点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二个是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到1984年我们就解决了长期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短缺的局面，所以这个时期经济效益非常好。1985年不管是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还是居民消费率，都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甚至超过现在。
上一轮扩大内需，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们面临通货紧缩时实行扩大内需战略。应当说，那一轮扩大内需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那一轮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上升期，这轮上升期是以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特征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发展得很快，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过于注重GDP的增长，而重工业对GDP的拉动作用很大，所以各种大项目竞相上马。现在钢铁的生产能力搞到6.6亿吨，相当于美、欧、日、俄的总和。
可是，这么多重化工产品并没有变成老百姓直接可以消费的东西，而是用于出口和再投资。所以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里，出口增长也很快，从2003年到2007年，新一轮上升期出现了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我们连续六七年GDP的增长达到了两位数。这是我们利用国内重化工业增长较快、美国低利率政策导致的房地产和经济繁荣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也比较强等机遇实现的。外需占的比例比较高，年均投资率也很高，达到42％，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而最终消费率在这期间降为50％，为历史的最低点。这是由这几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经济观察报：不管是调整内外需结构还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有钱消费。现在问题是，中国收入差距太大，普通民众无钱消费。
郑新立：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收入差距拉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收入差距大一点可能比较容易调动部分民营企业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过于均衡化，搞成福利型国家，像北欧一些国家，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关键掌握好收入差距的度。从目前来看，造成我们社会消费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初次分配里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居民所得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银行存款的大部分是企业存款。这不利于消费，所以必须要消除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消费能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经济观察报：六十年来，中国一直走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
郑新立：这条路还远远没有走完。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有三个转变：第一，调整需求结构，由投资和出口需求为主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更多地发挥消费的作用；第二，调整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上由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调整要素结构，由过去那种过分地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如果借助于这次经济危机的压力，在三个转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那么在危机过后中国可以在一个新的台阶上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再创造30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有可能。
经济观察报：前三十年中国每年平均增长9.8%，未来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吗？
郑新立：现在我们人均3000多美元，韩国一两万美元，至少我们要赶上韩国的水平，在这之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期不应该结束。实际上我们的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些人老是鼓吹一个理论，说现在中国基数大，发展速度会慢下来。但是去看看中西部，好多地方的工业化差得远呢，还是一个劳动力种那么几亩地，怎么才能实现现代化？就得通过工业化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搞规模化经营，这样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面从事二三产业。现在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一年提高一个点的话，达到65%还需要二十年。所以，中国至少还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应该再保持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人均达到1万美元甚至到1.5万美元，在那之前我想我们的速度不应该突然慢下来。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中国经济要走上集约化发展的轨道？
郑新立：这是最要紧、最关键的。一等企业卖标准，二等企业卖专利，三等企业卖产品，四等企业卖苦力。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的上游，而中国还是靠卖产品、卖苦力，因为我们的技术、管理和工人素质都存在不足。中国经济真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从教育、创业、创新方面下大力气，重视技术进步。我写了许多文章鼓吹技术进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自主创新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在十七大报告里更进一步，提出“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现在看来，这个战略已经开始形成共识，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科技部告诉我，各个地方以及企业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再过五年到十年就会大见成效了。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动力富余，应该生产鞋袜，由发达国家搞高级产业，我们经过这阶段之后，自然而然地先进技术就转移到中国来了。
郑新立：这是一种消极等待的思路，理由无非两个，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主要问题是就业，玩高级产业就业就少了；第二个理由，引进技术就行了，买技术比自己开发更便宜。高级产业吸纳就业并不少，至于买技术，关键技术能买到吗？例如，在大飞机项目上争论就非常激烈。1980年代中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技术上已经很成熟，可是美国人用了个计谋，说“运十”停了就跟中国合作生产，给中国转让技术，我们就乖乖停了。合作了一段时间，人家公司被兼并，“运十”也给断送掉了。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现在中国大飞机早就飞到天上去了。前些年，我和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联合搞了个大飞机的课题组，对中国上马大飞机进行了三年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阻力大得很。我们研究别的问题，各个行业都积极支持，但是在搞大飞机课题时，这个行业的许多人都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没条件。我们还是坚持，还有一部分专家也坚决主张要上大飞机，后来终于把大飞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十六大专项里的第一项。宋健同志讲，大飞机列进了重大专项里边，科技发展规划就成功了一半。温家宝总理说，大飞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
经济观察报：此外我们还面临什么问题？
郑新立：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发展第三产业。现在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39%，就业的比例只有33%，都太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委专门开过发展第三产业的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个文件，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原因在什么地方？可能症结是在金融体系上，是信贷。中国的银行经营是高度集中的，贷款额度一般是几个亿，几十个亿，它只服务于大中型企业，而第三产业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是几万、几十万，得不到信贷支持。今年上半年，国务院跟政协进行专题协商的时候，好多政协委员提出了要建立面向小型微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是依靠原有的大型专业银行，而是要重建一套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其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讲得非常到位，现在关键是，落实太难。有关管理部门对第三产业采取压制的态度，国有企业也挤压其他资本进入第三产业的空间。所以第三产业的发展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转变需求结构，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难点是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格局，要这个利益格局稍微调整一下，很难，总是有不同意见，最后啥也弄不成。比如说，几大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就是靠垄断获得高收益，但是垄断行业收益要调整很难。需要尽快建立一套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方案。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百分之六七十，向企业征收的税占百分之二三十，我们正好倒过来，间接税占百分之六七十，直接税比例很低。中国现在可能已到了税制改革阶段了，要建立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体系，收入拿多少没关系，但是多拿多收税，上缴国家。另外打破垄断，垄断行业要准入。事实证明，哪个行业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哪个行业很快成本就下降，收入就均衡化了。
针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社会舆论很多，但是垄断行业它们话语权比较多比较强，一提改革，总是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吓唬人，什么涉及到国家安全啊，关系国计民生啊，理由一大堆，其实都经不起推敲。现在中国经济确实有复苏迹象了，可是4万亿投资的受益者是国家重点项目，投向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受益不大。上一轮民营企业投资很活跃，这一轮投资不活跃，因为它们看不清楚市场。
本文摘选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