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读玛雅女士《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

欧阳君山

 

 

我们不但要打倒拳王,最终还要打碎拳坛,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建设一个更人道、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类未来。

——著名社会学家、编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先生

 

确实是在最高的思想层面,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论来把历史、现状,并把未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曲折和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因此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对整个人类发展和未来提供一个叙述。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先生

 

 

 

中国向何处去?

 

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候,个人可以升官发财,家族可以兴旺发达,但作为总体的国家或文明而言,“向何处去”的问题似乎不堪设想,史学家们公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中华历史几乎原地踏步。

 

不只中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可追溯到启蒙运动之前,向何处去的问题都不堪设想,“进步”的说法更近乎天方夜谭。作为一个总体,人类要进步到哪里去呢?人类能进步到哪里去呢?进一步可以问:谁是人类呢?谁代表人类呢?

 

鸦片战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丧权辱国,尤其甲午战败,令国人特别是其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先进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一句话开始响起:落后就要挨打!问题自然而然就高高悬起:中国向何处去?

 

经过百余年的摸爬滚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万方乐奏之余,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似乎也得到了回答,那就是以俄为师,向社会主义进发。孰料到,经过三十年的进发,其间更经历跑步式的“大跃进”,小平同志蓦然回首,社会主义仍在灯火阑珊中,没搞懂,甚至不够格搞。

 

于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程度上以美为师,一些学者所谓的“彼岸”。但彼岸真的过得去吗?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事变”,位于美国国务院思想库的弗兰西斯·福山推出深度思想专著《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五十前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挑战,五十年后再战胜社会主义的挑战,历史的演进已经谢幕,西式自由民主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但真的就是人类的彼岸吗?或许是一少部分人的彼岸,而不太可能是多数人的彼岸,更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彼岸。按英国“新经济基金会”2007年底发布的报告,全世界像美国一样消费,需要“区区”5.3个地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更是曾尖锐指出:如果中国也像美国人一样消费汽车,大气层都得着火。

 

并非夸张,科技部长万钢曾通过一则简单的运算给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果:200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拥有量为12辆车/千人,美国为750辆车/千人,德国为650辆车/千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44辆车/千人。如果中国汽车拥有量有一天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总量也超过美国,美国在2000年进口了4.5亿吨石油,可中国去上哪儿购买4.5亿吨石油呢?

 

这就是中国的难题,一方面不得不下西方的水,要不然,落后就得挨打;一方面又不得不放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意气,不仅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不能向西方靠岸,中国必须自己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用玛雅女士的话讲,“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

 

正是从中国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出发,通过与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对话,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科技、产业、外交和军事等角度,《战略高度》相当全面地对中国国家战略作出梳理,国运脉博的跳动清晰可闻,历史大势的走向清晰可见。

 

难能可贵的是,玛雅女士独特的忧患意识,多次提到曹锦清先生一句话: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这当然属实,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依赖外国输送,尤其欧美,无论左右,即便交锋,也常常用舶来品你来我往。

 

诗人海涅说过,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跑在雷鸣的前边。从世界历史看,思想理论的确可构成战略中的战略、制高中的制高。甚至可以讲,没有大国的思想,就难有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思想理论的战略制高,大国战略就缺乏灵魂,流于空谈,即便崛起,也沦为暴发户。

 

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崛起的软肋,以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撒切尔的说法可能代表欧美相当一部分主流意见,“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欧美和日本老是沉渣泛起,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原因。但中国是不是真的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呢?别的不说,至少与中华悠久的历史与文明相矛盾!要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中华文明能持续五千年绵延不绝?

 

这一点被一位西方智者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并点出,他就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全球共识和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汤因比“不讲欧美威风,大言中华志气”,鲜明表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那中华思想打哪去了呢?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其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一个标志,中华思想暂时沉寂了,面对坚船利炮的对手,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形势,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中华思想不得不暂时隐退。

 

从日常生活层面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君子与小人相交,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是极其重要的,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这是人性的现实。洋务运动时,被誉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倭仁,曾向同治皇帝奏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一句后被人视为迂腐之至的话,其实原则上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你跟兵讲什么礼义呢!只有当你也像他一样是个兵,甚至块头比他更大,装备比他更优,才能够与他切磋礼义。你根本就没他那两下子,更谈不上接他的招,他哪有心思与你切磋礼义?倭仁的话是说早了,早了一个半世纪!

 

在倭仁的时代,我们应该有一种应对挑战的高昂姿态,后来的毛泽东就正是高昂姿态的卓越代表,掷地作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现在应该可以试着慢慢切磋一下礼义了!一个甲子以来,中国已经积累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国应该也能够重新摆出自己的谱来。在《战略中国》中,包括黄平和祝东力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旗帜鲜明地谈到:当今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讲:伟大的思想必定诞生在当今中国呢?

 

回答是肯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气冲斗牛的呐喊穿越千年,正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击掌共鸣。在对话中,黄纪苏先生谈到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要展示的基本底色:

 

“我们对中国崛起的期待,不可能不包含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期待。在这个世界丛林中,我们固然要争做虎狼,但不能满足于做虎狼世界的新星新秀。我们不但要打倒拳王,最终还要打碎拳坛,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建设一个更人道、更健康、更幸福的人类未来。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积累和文明境界,我们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

 

不错的!还是那一句话能点着火,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作者简介: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10月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作《凤凰周刊》副主编至今。近年来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亲历美利坚》等时政、文化类文章百余篇。200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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