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们错在哪


不顾逻辑,不顾事实,我们的主流学界是不是到了无耻的程度?

 

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完全是个伪命题。人民币对谁低估了?有人可能要不以为然地说:美元呗!且问:要是美元自己也“低估”呢,甚至低估得更厉害呢?那还存在所谓的人民币低估吗?“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实就是:美元可能比人民币低估得更快!

张维迎们错在哪

欧阳君山

 

按: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看到转机,责任问题引起争论。新任美国财长盖特勒一度扬言中国操纵汇率,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温家宝总理应该不是无的放矢,曾谈到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18晚,《环球财经》总编向松祚先生发过来他一篇最新文章,题目叫《怒斥张维迎》,打开一看才知道:216下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9年会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表示: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是负有责任的,理由是“如果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

 

张维迎先生的说法欠缺周到,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说法由来已久。事实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批评中国重商主义更是个时髦,学者专家们几乎是一个个轮番上阵。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中国重商主义与批评人民币低价“同出而异名”,是一回事。

 

在货币问题上,就本人的观察,向松祚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清醒,曾提出一个形象的说法,货币要有“锚”,今日世界货币乱局,根在无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所谓锚,就是国际信用,就是国际央行和国际通宝。

 

长期以来,向松祚先生也坚决反对把全球流动性过剩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流行论调。本人更加确信,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完全是个伪命题。人民币对谁低估了?有人可能要不以为然地说:对美元呗!且问:要是美元自己也“低估”呢,甚至低估得更厉害呢?那还存在所谓的人民币低估吗?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实就是:美元可能比人民币低估得更快。这才是张维迎们的根本之错!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起多年来就人民币汇率争吵得沸沸扬扬的财经界,某种无力感袭上心头,但还是愿以天良再一次呐喊:

 

拜托,别再扯谈啦!

 

这里面没有高深的道理,也不需要高深的道理,实质上只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如果不确定海拔,我们怎么判断哪里高哪里低吗?如果不确定原点,我们何以判断哪里正哪里负吗?如果没有锚,没有大家协定的国际信用,哪里有什么汇率问题呢?何以有什么升值贬值呢?

 

本文写作于20085月,原题为《叫停“美元印刷机”》,刊发于《中国财富》杂志2008年第6期,反驳了对重商主义起哄式的泛泛批判,鲜明指出:重商主义不算错,错在我们连最起码的基础都没还没有奠定,那就是真正定锚立信,建立国际央行,发行国际通宝。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肯定: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主要论述]

 

真正挑战重商主义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第二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进行?更明确地说,谁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正充当着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是不是美国,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充当,因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最后消费者,而这一个最后消费者往往也就是国际通货发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对后发国家而言,重商主义更是具有必然性,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而担此大任者,非重商主义莫属。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国家。发展经济学讲“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言不虚!

 

不妨设想: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人们无所适从,国家能不乱乎?当然不应该绝对地这样比,因为美联储不是世界央行;但的确也可以这样比,因为美元事实上就是国际通货,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更好的国际通宝可以选择。如果考虑到国际形势远比某个国家的形势更为复杂,美国投机导致天下大乱就更是板上钉钉了。

 

美国为什么堕落?美元为什么贬值?正是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没有任何约束,它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乱局。

 

[相关阅读] “汇率”是个假问题——对货币及“汇率”的基本思考

 

 

重商主义不算错,错在于我们连最起码的基础都没还没有奠定,那就是真正为国际贸易立信,建立国际央行,发行国际通宝,不能再让没有“锚”的美元欺行霸市,全世界应该齐声叫停“美元印钞机”

叫停“美元印钞机”

欧阳君山

[主要观点]

 

真正挑战重商主义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第二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进行?更明确地说,谁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正充当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果不是美国,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充当,因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最后消费者,而这一个最后消费者往往也就是国际通货发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对后发国家而言,重商主义更是具有必然性,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而担此大任者,非重商主义莫属。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国家。发展经济学讲“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诚哉斯言!

 

一个国家具体施行重商主义中,要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要尽可能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融合到国家“虚荣”竞争中去。殷鉴不远,前苏联的解体,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就是它没有协调和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

 

美国为什么堕落?美元为什么贬值?正是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没有任何约束,它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乱局。

 

 

近一段时间,重商主义招致批评。《财经》杂志前不久发表特约文章,题目就叫“重商主义之祸”,眉题更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曰:“重商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

 

显而易见是有所指的,但并非长期以来的内需不振。原本,内需不振是进攻重商主义的最佳弹约。1984年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就一直处于低水平态势,并持续走低,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

 

与最终消费率的一路低走相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个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芝麻开花节节高,1978年还是8.9%1980年增至12.6%1990年达到29.9%2000年升至43.9%2002年达50.2%2003年达60.4%2004年突破70%

 

中国外储每个月蒸发掉4艘航空母舰

 

最终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一低一高,两相映衬,几乎可谓“年来年去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见中国之重商主义。但这样的最佳弹药没派上用场,刺激来自于美元贬值而导致的中国外汇储备缩水,“重商主义之祸”的文章指出:“今天,我们在外汇储备上的损失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重创。区别在于,我们的损失是暗伤和内伤,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是‘皮开肉绽’。”

 

美元贬值是事实,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一直在贬值。近十年来,美元贬值速度似乎在加快,美联储几乎是明火执扙搞“弱美元政策”。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更是不断降息,充当“国际老赖”,美元越贬越快。

 

外储缩水更是事实。截至今年3月末,中国外储达1.6822万亿美元,这里面美元或美元资产究竟占多大比例,官方没有公布具体数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全球已知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大约65%是美元。美元或美元资产在中国外储中的比例应该不低于65%的世界平均水平。如假定70%为美元资产,以每个月人民币升值1%计算,那中国外储的损失就高达100多亿美元。有人称中国外储每个月蒸发掉4艘航空母舰,并不算太夸张。

 

这确实令人心忧,事实上,早在今年“两会”最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总理就坦承:“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走势会走到什么地步?”忧虑的可能不只中国总理,日本的外储3月底突破10000亿美元,俄罗斯的外储3月中旬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印度的外储2月份突破3000亿美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也在问:美元贬值何时见底?

 

出口创汇是后发国家必由之路

 

可这是重商主义的错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奉行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这在一个一度十分流行的词上有最集中的反映:出口创汇。198626,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创汇的通知》,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除经济特区和石油、煤炭、军品的出口外,对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以一九八五年出口创汇的实绩为基数,在基数内每实现出口创汇一美元,奖励人民币三分;超基数出口创汇一美元,奖励人民币一角,一定三年不变。”

 

这就是当时对出口创汇的鼓励,那时候中国要办的事多,比如进口机器设备,但缺乏国际硬通货,对美元可谓望眼欲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国务院领导曾在一张关于“外汇留成”的通知上批示说:“各级领导要研究管好用好这部分来之不易的外汇,力求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就更是如此了,据称当时如果外汇用额到500万美元,都需要周总理亲自批示。

 

“出口创汇”事实上高度概括了重商主义的本质,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商业本位”,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提出的,乃1617世纪十分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其要点是:谁积累的“硬通货”——当时是黄金白银——越多,谁就越富强,外贸顺差的规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节衣缩食,大力出口,富国强兵。

 

我们常常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可重商主义舍此求彼,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是在追求某种属于国家的“虚荣”。这称得上最致命的批评,但更要命的事实是:国与国之间的虚荣竞争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含糊!正如小平同志所讲,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在1617世纪在西欧各国“居庙堂之高”的重要原因。

 

对后发国家而言,重商主义更是具有必然性,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而担此大任者,非重商主义莫属。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国家。发展经济学讲“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诚哉斯言!

 

单纯从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讲,重商主义无隙可击。应该说,历史已雄辩地表明这一点,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而不是别的地方狂飙突起,不是对财富的挥霍,而是对欲望的节制,是节衣缩食甚至禁欲主义般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是个人的“新教伦理”,重商主义是国家的“新教伦理”。

 

当然,一个国家具体施行重商主义中,要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要尽可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融合到国家“虚荣”竞争中去。殷鉴不远,前苏联的解体,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就是它没有协调和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

 

问题:谁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

 

真正挑战重商主义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第二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进行?更明确地说,谁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先不妨回答第二个问题。

 

物物交换不需要信用,张三用南瓜交换李四的包谷,李四用包谷交换王五的麦子,王五用麦子交换赵六的水杯……每一个交换都现货换手,不需要货币——实质是信用。但物物交换极其有限,一是适用空间和规模有限,二是在一定的空间和规模内,物物交换也可能导致混乱。

 

真正的贸易是超越物物交换的,这就需要货币,货币原是作为超乎商品之上的信用与契约,它保障一个系统内商品交换稳定而持续地进行。国际贸易亦不例外,也需要建立新的信用和契约。即是说,进行国际贸易的双方或多方需要共同组建国际央行,发行双方接受的国际通宝,一切的国际贸易往来都通过国际通宝结算和支付。

 

不幸的是,从现实情况看,国际贸易并没有走这不可或缺的一步,风风火火就上了,迄今为止也还没有真正的国际央行面世。这在过去比如说国际贸易刚刚大起步的十六世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各国共同接受——或许也无可奈何——一个天然的国际通宝,这就是白银黄金,尤其是比白银更为稀缺的黄金,有史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垂青,遂有所谓“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在相当长时间稳定着全球的货币及经济秩序。十九世纪是英国的天下,英镑相应成为最主要的国际通货。但英镑的发行受黄金约束,所以英磅本位制实质上是金本位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接过英帝国之棒的是美国,美元相应成为最主要的国际通货。但美元的发行也受黄金约束,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可以“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固定价格将美元换成黄金。

 

货币原本是信用的符号,理所当然要接受制约——人们一般在谈论和分析货币问题时也会说到“锚”——要不然,谈何信用?这原是常识。但不知是美国对于霸权的过度追求,还是由于别的政治或经济原因,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松悝然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彻底取消美元发行的黄金约束,美元本位正式取代金本位——一场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乱局开始上演了!

 

美元贬值: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道理非常简单,正是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没有任何约束,这还是作为货币之本质的信用吗?这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带来什么呢?真不希望以恶意忖度美国,但第一个直接跳入脑海的还是美国腐败,美元贬值。

 

美国还真的称不得高尚,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之名义汇率呈持续下跌趋势。美元对英镑汇率从最高的1.381一度贬到2.111,美元对马克汇率也一直下跌,到1999年欧元面世,美元对欧元汇率又接着再下,从11贬到最新的1.601。美元对日元、澳元、新元和加拿大元等货币都大幅贬值,最惨淡的便是美元对日元,从1360一度贬到179。美国人唯恐自己不跌,一直以来高压人民币升值,自2005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8%。

 

美元贬值实质上是美国自我投机,直接导致全球投机大泛滥,真的称得上天下大乱。不妨设想: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人们无所适从,国家能不乱乎?当然不应该绝对地这样比,因为美联储不是世界央行;但的确也可以这样比,因为美元事实上就是国际通货,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更好的国际通宝可以选择。如果考虑到国际形势远比某个国家的形势更为复杂,美国投机导致天下大乱就更是板上钉钉了。

 

事实胜于雄辩,能印证美元贬值导致全球投机大泛滥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只有大约400亿美元,而今高达5万亿美元之巨,增长100多倍!是不是人类的真实经济活动或真实国际贸易增长得如此之快从而需要如此巨大的储备货币进行融通呢?当然不是,原因主要应该就在投机。正如向松祚博士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的:没有“锚”的美元本位触发了海量国际金融投机!

 

这一点也充分反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后十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实际经济上,那就是经济增长明显今不如昔,通货膨胀明显今胜于昔;虽然七大工业国不代表世界经济总体,但的确近似反映世界经济总体。具体数据表如下:

 

国家

通货膨胀1963-1972

通货膨胀1973-1982

经济增长1963-197272

经济增长1973-1982

美国

3.5

9.0

3.8

1.6

日本

5.4

8.3

9.7

3.5

德国

3.1

5.2

3.6

1.9

法国

4.4

11.4

5.3

2.5

英国

5.3

14.7

2.9

0.8

意大利

3.8

17.4

4.6

3.0

加拿大

3.6

9.3

5.3

3.0

 

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百分化平均值),1963-19721973-1982

 

事实上,整个世界正被这没有“锚”的美元本位引向投机的方向,而不是实干的努力。一部分人在批评重商主义的时候,提出要走向“重融主义”。殊不知,所谓重融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投机主义。这集中反映在所谓的金融衍生及创新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债券衍生品市场已达400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是全球所有债券价值的3倍。即是说,每张债券平均被重新买卖了3次。为什么这种公然的投机滔滔大行于世?世界的良知何在!

 

天下大乱,美国浑水摸鱼,大约也只有美国能够浑水摸鱼。事实上,不只是浑水摸鱼,美国是直接躺到美元上睡起大觉。截止20079月,美国累计贸易赤字高达6.44万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7%;累计财政赤字已高达6.25万亿美元,是其财政收入的2.8倍;累计个人负债已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其国民收入的118%。整个美国以不到世界人口的5%,消耗超过全球资源的25%,而且大部分用别国别民的钱埋单。

 

难题: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超支呢?据称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自豪放言,美国政府有项科技叫“印钞机”。这显然是胆大妄为,美元正是这样的胆大妄为之下一贬再贬。但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原因吗?货币经济学之有个“古诺定律”(The Cournot’s Law),意思就是:如果帝国货币纯属“法定货币”,没有任何贵金属或物质做最后支持,一般而言,帝国国际收支必定赤字,因为只有帝国赤字,她才能为其他国家输送储备货币。

 

古诺定律正与对重商主义的第一个挑战紧密相连: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正充当着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是不是美国,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充当,因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最后消费者,而这一个最后消费者往往也就是国际硬通货发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正因为此,一国对重商主义要有自我节制,在追求国家“虚荣”时也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一国经济发展更应立足于内需,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内需为本。因为眼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国际硬通货,美元是“水”做的,它不能带来国家“虚荣”,反而构成国家包袱。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的确需要调整,因为与中国欣欣向荣的外贸相比,内需实在过于乏力,我们不应该再以自己的原材料、生态环境甚至社会和谐为代价,为他人作嫁。有专家提出,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是3000亿到4000亿美元。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外储规模到底多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不算错,错在我们连最起码的基础都没还没有奠定,那就是真正为国际贸易立信,建立国际央行,发行国际通宝,我们不能再让没有“锚”的美元欺行霸市,全世界应该齐声叫停“美元印钞机”!

 

本文刊发于《中国财富》杂志2008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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