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经济学茶座》2008.6，写于2008年10月。
谁动了中国的奶酪
王 永 钦*
中国的经济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在连续奔腾了三十年后，脚步已经开始放缓了，而且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症状之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按照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了。对中国这样劳动力严重过剩、很多人隐性失业的国家来说，更可怕的问题在近两年已经开始浮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困难，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农民工纷纷失业返乡。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又使得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形势如雪上加霜，大有哀鸿遍野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竞争力这样早地就开始丧失了？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无论是央行刺激经济的五项措施，还是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基本上还是沿用原来的以低廉的信贷刺激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而没有涉及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那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国内需求不足、国外需求疲软，如果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投资占GDP的比重依旧居高不下，进一步挤压国内需求，加剧结构性问题，而且也无助于出口。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品（医疗和教育）的不当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收入差距过大等。中国的宏观经济困境与美国截然相反，美国的问题基本上是总量性的宏观经济问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则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总量性的方法无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应该好好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来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推进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要学习当时的朱镕基政府。1990年代后期东亚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当时的朱镕基政府却采取比较严的货币政策，趁机实施了很多结构性的改革，大力地推进了市场化，使得中国经济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危机当头，社会更容易达成改革的共识。因此，当前应该是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大好时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就业创造是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推行不恰当的劳动力政策不仅不会帮助劳动者，反而会减少就业机会。在这方面，欧洲大陆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1990年意大利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80％，但是现在只有美国的60％多一点。其他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来自意大利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Alberto Alesina应该说对欧洲和美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他和合作者在《欧洲的未来：改革或者衰落》一书中认为，欧洲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僵化的劳动力政策，其中包括各种提高解雇成本的法规和政策。在这样的劳动力政策下，由于解雇的困难，这些国家的企业一开始便减少了雇佣的数量，并且开始采用节约劳动力或者替代劳动力的技术，结果是更多的工人失业。近年来，这些欧陆国家的失业率都是在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更是阻挠改革，这使得欧陆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即使有决心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在现实面前也是一筹莫展。
在欧陆国家被当作“烫手的山芋”的劳动力政策在中国却被当成“香饽饽”，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中国经济的衰退远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发生了，中国政府去年推行的新劳动法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欧陆的这种加大解雇成本、从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性的劳动力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失败。中国可以学习北欧国家和美国的劳动力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政策的一个共性是：对失业者提供短期的失业保险，并提供再培训的机会，而没有加大企业的解雇成本。这种劳动力政策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在这种政策下，社会对劳动者面临的失业风险进行了分担，同时保持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
除了不当的劳动力政策之外，中国企业现在遇到的困难，还与中国的要素的市场化严重不足有关。在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中，最终产品和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是不对称的。最终产品基本上得到了市场化，而要素（中间产品，如土地、劳动、信贷等)的市场化却非常滞后，如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基本为地方政府所垄断。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原因，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下游（最终产品）产业的厂商是竞争性的，而上游（要素或中间产品）产业是非竞争性的（垄断或者寡头）。同时，由于中国下游厂商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产品竞争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利润率极低；上游要素和中间产品市场的垄断对下游产业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这提高了它们的投入品价格，使得中国的下游企业过早地在全球的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土地（房地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过早上升就表明了这一点。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严重挫伤了下游产业及其就业创造能力，同时拉大了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所以，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当务之急。同时要破除很多领域的行政垄断，如金融、电信、邮政、交通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垄断的破除不仅会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也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由于民营企业的进入，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拿土地市场的垄断来说，中国的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大地主，试想如果中国的土地归亿万个所有者拥有，竞争自然会使土地的价格降下来。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资本和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土地的价格一般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举例来说，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00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翻了好几番，但是住房的实际价格在这一百年里只增长了24%。[1]中国经济目前的这种增长模式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大部分资本被吸引到房地产这种投机性的活动中，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由于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有钱的人会更有钱），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更大，因为它“挤出”了本来可以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资本，而且加剧了内需不足，因为普通民众几乎要勒紧裤腰带来攒钱来买房子。
美国的前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警告过这种金融诱导的增长（finance-led growth），房地产挟持的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经济。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就是这种金融诱导的增长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日本出现流动性过剩之后，由于银行主导的集中的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将资本导向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也由于经济中的创新不足（从而缺少投资收益高的好项目），过剩的资金开始流向房地产业，经济出现了泡沫化，破坏了整个经济的结构。经济一旦崩溃，不是马上就可以恢复过来的，日本的萧条已经有十多年了。不同的是，日本的萧条是在经济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当时日本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排名在世界上是一百位之后）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政府一定要相当警惕。中国在现阶段出现问题是谁都输不起的；不要被房地产挟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土地市场的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房地产来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定出了严重的问题。正像美国的经济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应该是越来越不重要，资本和劳动越来越重要。我们只需简单地对比一个美国1900年后经济中的风云企业家和中国现在的企业家就清楚了。在美国上个世纪初，大的企业家都是汽车（如福特公司）、钢铁企业（卡内基）、电气（GE）、化工（杜邦）、铁路等行业的实业家；而当前中国的首富们绝大部分则是房地产开发商。这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先兆， 房地产热一定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的先兆，历史的教训已经很多了。在土地充分市场化的国家中，由于土地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由于资本和劳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人们就会在努力和思想方面进行竞争（如何用好资本和人力资本），整个经济的“蛋糕”就会做大；而在土地等要素被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可以不劳而获地获得巨额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移过来的，因此，经济的“蛋糕”没有变化，只存在“再分配”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的不公平感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从深层次的角度看，要素的垄断破坏了一种好的游戏规则：人们不是在发挥个人才智上进行公平竞争（这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将蛋糕做大的竞争），而是看谁有社会关系，谁能得到垄断权，这不啻是一种掠夺。不难想象，这种对游戏规则的破坏同时也破坏了社会道德和人的尊严。
除了要素市场的改革之外，在目前的中国，促进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方面可以有很多可为之举，如消除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大幅度地减税和退税（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要通过种种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过大、不公平感上升是所有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最近国外有很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继续推行前期的刺激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而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会继续拉大收入差距，使得经济的泡沫化进一步加剧，即使短期内经济会出现虚假繁荣，但最终一定会出现更大的危机。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整合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这是既促进公平又促进效率的政策选择。
中国在21世纪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将取决于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的，必须通过大力推进结构化改革来解决。改革没有退路，只有直面现实，迎头赶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