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黄帝与老子哲学思想之比较
第十二节 对待战争的理论差异
自从私有制度的历史性产生，从而导致了战争这种破坏生产、生活安定，以杀人为手段的“怪物”出现之后，战争与和平也就成了人类社会中的首要大事，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不断研究与讨论的重大话题。更是任何一位政治家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黄帝与老子的理论，也同样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到底是哪一种理论正确，哪一种理论错误，我们只要将进行一点对比，也就会清楚了。因为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鉴别，就能判断其优劣。
黄帝极其反对战争，对战争论之很少。且有这样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谈富民强国，强调要“强兵”。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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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念。这就要注重分析形势，掌握和利用好自然规律于战争，“因天之杀也以伐死”①，并“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②，促使战争形势、军力对比，都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奋力战而胜之。
第二，反对称霸与好战。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黄帝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略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尤其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③。
第三，谈战术言论极少。
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所折服。所以，黄帝并非无战术绝招可言的人。但是，他在除了论及治国之中谈到一点战略思想、以及反对战争的观点外，既不专门谈军事，又绝口不言战术。这实际上就是视战争为“凶器”，恐遗战术理论于后世，被那种“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者掌握，而危害人类社会的忧虑有关。所以，对于黄帝的军事思想，也只能凭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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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史料，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以道治军观点：
治军非比用兵。治军是加强军队建设，其道理同于治国之道。黄帝的以道治军观点，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以道治国的基础上的。故其治军观点是：顺应民心，施以德政，使民获利，选贤任能，连什为伍，严明号令，用刑政以正不肖与违令犯禁者。以及教军以道，审时度势，明白知己知彼之理，懂得“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①等基本道理。
杀伐多祸观点：
黄帝认为，治国必须富国而强兵。强兵的最根本目的，绝非兴杀伐，行掠夺，图霸业，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绝对不受强国之侵犯。假如因国富兵强而恃强凌弱，大兴杀伐，就是逆道之行，就是违背天道而积人怨，祸反而及己，谓之“自伐”。故言杀伐多祸。黄帝这样说：“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逆节不成，是谓得（‘得’似应为‘失’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②“所伐当罪，其祸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③
当机立断的观点：
战争是交战双方的事，并不是你不想要战争，战争就不会发生。有时候，敌对的一方，就是要把战火烧到你的身边，将战争强加在你的头上，你想避也避不开。在这方面，黄帝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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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点是，要想避免战争，只有强兵不懈，震慑敌人，遏阻战争的发生。若是做不到这一点，也要先礼而后兵，先雌而后雄。战争中要抓住有利战机，当机立断，坚决消灭对方，以战而去战。其论曰：“兵不刑天，兵不可动；兵不伐地，兵不可措；刑法不入，兵不可成。参之天地，正之雌雄，圣人则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天地，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专，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①
以强示弱观点：
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力、科技等方面实力的综合性较量，更是交战双方军队素质的较量，是双方指挥者勇与智的较量。战争与治国正好相反，治国用正道，战争用奇道；治国用明道，战争用诡道。所以，它要求指挥者，尽一切方法、手段，详细、全面、及时地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将自己一方的情况严密封锁，不使敌方知道。并要极其巧妙地利用敌方指挥者的心理、性格、弱点，欺骗对方，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造成其指挥上的失误。黄帝对此的说法举例为“战示不敢，能示不能”②；“实者示以虚，不足者示以有余”③。虚虚实实，因时、因事、因人、因情，变通而用，一切以诱使对方上当为准则，以战而胜之为最终之目的。
敢与不敢的辨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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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论》。
敢与不敢，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一个辨证应用、同时交互作用的观点。黄帝认为，当战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在强敌面前，在战略上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一决雌雄的信念。其在谈及战蚩尤之前的思想时这样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也无成功。”“于是，出其将士，奋之戎兵，身提鼓鞄，以御之（蚩）尤。”①然在战前的一切军事部署方面，则是慎之又慎，而“立于不敢，行于不能”，绝没有半点轻敌思想。而是做最周密的军事部署，绝不给蚩尤留半点可乘之机。这，又是敢中之“不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则又是敢与不敢的交互为用：既教兵以一当十，敢战敢拚，有以弱胜强的决心，又在每一战争发展环节上，都“慎案其象，不擅断疑”，“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黄帝认为，善用敢与不敢而为战，“其民劳而不怠，饥不饴，死不怨……战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声彰明，顺之至也。”②
对不同性质战争的后果分析：
黄帝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个问题，黄帝是这么说：“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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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政》。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 故，“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④
而老子因为强调治国的“无为”，则是不区分战争性质，不讲正义与非正义，对战争一概而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荒唐“理论”了。因为，在哲学理论上，首先要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倘若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就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这位所谓“哲学之父”是怎么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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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称经》。
⑤ 《老子·第三十一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①
世间事物，都有其相对性。而老子言事物，都往往是以绝对而言，而不谈其相对性。都是先给出一个没有严格定义、不能稽考的笼统结论，而后就此展开论述。如此，便到处出现似是而非的言论。在对待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以人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普遍愿望，先抹平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界限，而不分是非地反对一切战争。并以中国上古因重视强兵但反对恃武称雄形成的礼仪制度为例，反对治国强兵之策。进而以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主张。这就是不确之论了。如果照老子的话办，我们就不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就不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为维护国家的主权而走强军道路了。这能证明老子思想的正确么？至于其宣扬“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理论。又是以自然规律的“无为”以为证，归其“无为而治”的一贯主张，就是明摆着的谬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②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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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三十章》。
② 《老子·第七十三章》。
③ 《老子·第六十九章》。
老子之言，在谈哲理之中，处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表现为“无为”之间的重要区别，处处以自然规律的无思、无为而无所不为，要求人之学哲学，也同样与客观自然规律等同，也必须做到无思想、不作为，辩称如此便可达到无所不为。这就是其全书的一个本质性荒唐论点。对此，一般不学哲学的人们很难辨别其谬误而不上当。现在，我们常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言法网难逃，就是取自《老子》之语。但是，谁都会认识到，狡猾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难逃法网，是因为作奸犯科，首先为危害社会的不义之事，是受到全社会正义的人民所反对、所不容的事。更重要的是，有着无数执法者不畏艰险地与其进行斗争，如果当真像老子要求我们的那样，执法者都去效法客观自然规律的“无为”而不作为，不去想方设法地破案和追捕犯罪分子，将其绳之以法，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法人员也不协助，则“天网”而不成其为“网”。
同样，老子不分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反对战争，由此主张国家不走强兵之路，假如用兵者也信其“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遇到国家受到强敌入侵，将帅与士兵都“不敢进寸而退尺”的话，广大的黎民百姓岂不是就要眼睁睁地遭受血与火的灾难吗？
至于老子的法宝“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我以为是一种既荒唐而又可笑的屁话。举例而言，当年日寇侵华，是其蓄谋已久的一场疯狂性发作，其无论是在战前准备、战时动员、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一切方面，当时的中国都难与之相比。在其疯狂的“三光政策”面前，我国人民被成千百万地大批屠杀，侵略者不光不为无辜的死难者有一丝一毫之哀，而是以杀人手段、方法进行比赛而取乐。中华民族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之下，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政治不分党派，经过我们全国人民八年的团结奋战，最终将其打出国门的。因为，实践证明，在疯狂的侵略者面前，什么“哀”与哭，屁用都没有。如果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都尊奉老子之言，在疯狂的进攻面前，大家都“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则中华民族早已亡矣！
所以，老子并不是什么“哲学之父”、“智慧之父”今有学者吹捧老子是“哲学之父”、“智慧之父”的话，是一种经不起哲学理论与史与实践检验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