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进程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

　　文/王杰律师

　　在现代国家福利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过剩危机不再是由生产过程中纯粹的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由生产成本构成方式不同造成的。国家福利主义或者体制腐败都会造成生产成本扭曲，国家福利主义导致国际分配不公，体制腐败导致国内分配不公，从而酿成产能过剩经济危机。

　　                                                

　　☆☆☆☆☆☆☆☆☆

　　从经济内生循环增长机制来看，消费是生产的基础，生产的增加是为了更大地扩大有效消费。如果生产的增加不能有效地扩大消费，就会酿成生产过剩。市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危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产过剩危机是生产过程中分配不公造成的，但在现代国家福利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过剩危机不再是由生产过程中纯粹的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由生产成本构成方式不同造成的。王杰律师认为，国家福利主义或者政府腐败都会造成生产成本扭曲，进而导致分配不公——国家福利主义导致国际分配不公，政府腐败导致国内分配不公——酿成产能过剩经济危机。

　　     如果能够理解以上观点，就不难理解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原因。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国家福利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提高了工业化国家生产的成本，为了转嫁国内福利成本，获取超额边际利润，工业化国家不断寻求世界资源估值洼地，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廉价生产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转型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市场，资本与技术的输出在本世纪初达到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从全球资源配置来看，资本与技术的输出实质是工业化国家生产车间的跨国或跨界转移，这样，全球经济一体化就会不断演绎出世界经济内生的相互依赖的两个极端，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优势，前者逐步构成世界的消费中心，后者逐步构成世界的制造中心，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超额边际利润虽然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全球财富分配不公，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福利结构差异就是国际分配不公的本质体现。二战后，从亚洲“四小龙”到今天的“四块金砖”，从日本制造到今天的中国制造，翻开世界经济史，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历程都在不断证明着世界经济轮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和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新兴市场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的开放转型快于民主体制转型。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腐败往往扭曲生产成本，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导致消费不足，酿成生产过剩，甚至引发社会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以东亚国家为例，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集权专制体制，在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都经历了贫富分化的历程，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危机。历史也证明，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社会民主程度和体制民主化建设空前加速，一定程度上降低并抑制了政府腐败行为对生产成本的增加，为这些国家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引导这些国家走向福利主义国家。

　　    王杰律师认为，每一轮的经济资源全球化配置历程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优势造是世界金融危机与产能过剩危机的根源，前者依靠金融市场融资增加消费，后者依靠生产效能提高增加产出，两者之间平衡则世界经济增长，反之，则世界经济衰退。市场经济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资本的流动与生产资源的配置反复演绎着这个市场经济定律，过度的融资消费或过度的提高生产效能都会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总是处于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就是市场经济资源自发配置失衡的结果。迄今为止，除了能够缩短危机行程，人类还没有什么良方彻底根除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商业周期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和政府行为既是造成商业危机周期的起因，同时也是帮助市场及走出危机的内外因素。资本的逐利性造成全球资源不断沽值配置，而政府行为规则导致社会财富相对集中，从而形成商业周期。每一轮商业周期，都始于资本寻求估值洼地的新一轮资源配置，政府除了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帮助市场恢复资本流动外，对公共事务规则的改革将推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从而促进消费增长，拉动投资，增加产出。这不仅是针对一国经济而言，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克服危机不仅是全球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也将是全球经济管理民主化的过程。本轮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呼声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客观地体现了世界经济管理民主化需求。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全球金融话语权与知情权只是其中的部分需求而已。

　　    全球资源配置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但全球经济的衰退也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产能过剩状态，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过度依赖，表明中国经济在这场旷世经济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

　　从国内经济问题形成根源来看，国家福利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医疗、教育、社保和劳工保护等国家福利对生产成本的影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周边新兴市场国家，扭曲生产成本的根源只能是体制本身。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国内体制扭曲生产成本、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是导致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的内在因素。近年来，无论是国内理论界提出的“改革不到位”说，“内部人改革”说，“利益集团”说，“权贵经济”说，抑或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或者有限政府”说，都将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质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体制改革，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约制和监督。这些进步的学术探讨诉求表明：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应当通过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经济手段来实现。单纯地依靠经济手段调整经济结构，只能是“换汤不换药”，除了加重既存失衡，还会加深社会矛盾。

　　迄今为止，在市场化、国际化过程中，还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仅仅依靠经济手段摆脱过经济危机。历史上还没有特例。

　　    王杰律师认为，在摆脱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在经济管理民主化诉求外在国际化之前，首先应解决内在诉求，以利于缩短国内经济危机行程。弱国无外交，这场危机之后的经济地位将决定未来全球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