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民族的使命服务(2月9日)


谁为民族的使命服务

 

关键词:政治体制  真正的民主  民族的使命  民族主义

 

从西周的分封建制到秦的郡县制,再到新中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悠久的历史表明了——只有集权才能制中国。以历史长河作为参照,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统治中国的的某个时间段的一种力量。

如果把政治体制中的政党比喻为历史上的家族,最大的执政党就是嫡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并世袭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是众星拱月之势,大约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不民主。

但真正的民主是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还是要回到五代十国时期的朝代更迭频繁、或者是军阀割据与内乱纷争的时代吗?如果真的回到了那种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似乎还是认为当下的生活状况更好一些。

在这种状态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执政党意志的终极反映。

从无人意识到要反对到无人敢反对,从无人想反对到有人反对,从反对无效到反对有效,再到建立反对的制度。当合作的多党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并成立在野党,就会对执政党方针有根本的质疑,并时刻进行监督。

一个国家出现了“三足鼎立”式的政治竞争格局,而且那三派党各持一词,形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顾忌,而且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面的竞争态势,才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地大人众民族多,这一点就决定了:一旦放开,当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在问“凭什么”的时候,就是要乱的。

任何时候,乱世都是对稳定生活的破坏,更是国家与民族的灾难。

 

统治者拥有武器,并表示“就凭这个”,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醒地意识到:

当大众都活在当下,为了生存而到处奔波并缺少快乐的时候。假如我们把心态放平和,政治就成为不再难以启齿的话题。

执政党是为政府服务的、政府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民族服务的。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实力,而是话语权。话语权首先体现在教育体系的构建,其次体现在传媒与社会舆论中;最终体现在国家机器等强制手段上。因为执政者有强制的力量,有国家武器。因而就有权要求你到底能接受什么教育不能接受什么教育、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那么监狱、警察、法院、军队等等的指挥权在谁的手中?立法权、司法的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教育体系与传播体系掌握在谁的手中?我们需要先认清军事以及国家机器掌握在谁的手中。然后才是资本的力量。

 

在资本构成当中,中国整体经济以国资为本,外资为辅,民资为敌,这就是改革的核心。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天生的,而在特定阶段下的执政者看来,外资刚好成为激发并将此一欲望有效疏导的重要力量。其初衷大约仅仅是在希望缓解建国初期所形成的百姓贫苦的压力。

此举不能说不顺应民心,但也会有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引来了列强的蚕食。蚕食下的经济局势下,企业在寻求出路,人们在谋求生存之道,一个国家与民族也在寻求出路。那出路是为子民生活得更美好,不至于被欺凌,不至于合法利益被侵占与掠夺。国内与国际就形成一股难以抑制的压力,最终形成逼宫之势,迫使执政者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侵略者的变相掠夺与执政者的昏聩和强权往往会带来国家与民族的沦丧。

 

当前,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在反思阶段,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利国还是利民?这是很微妙的事情。

利国的本质是有助于国家的统治与社会的管理,是使国家更富强,而利民的本质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把财富藏于民,利国未必利民,利民也未必利国。

主流媒体都习惯于将利国利民放在一起说,但此二者是矛盾的。

 

当统治者视民众为敌,防民甚于防川的时候,就会习惯于制订利国(甚至是利于政党或者是当任政府)的政策,也更多得将政策的制订方向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国家机器更倾向于内政而非国防的稳固;形象上更倾向于国际主义。

那么假如“朝纲”被民族主义者所把持,就会藏民于民或者到另一个极端成为入侵者。制订利民而未必利国、更不要说是有利于外资的政策了。他们会把民间之力量视为国之基础,因为他们认为国富不一定民强。当然是否会造成内乱,就要看百姓是否依然拥有爱国之心了。

 

在中国,经济问题往往仅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比那更重要的是强化军事力量的问题,而军事要靠经济的支撑——很强大的经济支撑的。虽然如此,始终难以绕开是卖国还是误国问题。

担心误国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有难以明状的卑微与臣服意识,相反担心卖国的往往都是民族主义思想在起指导作用,以及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

 

学者应该是启迪人的心智,思别人所未思,言别人之未敢言,为别人之不能为的。

在没有传播平台,在没有武力支撑的情况下,非主流思想者与评论者的言论,很多时候仅仅是说说罢了。那么当我们在黑暗中瞑目扪心自问,你是为谁在呼号?为谁而奔走?你是否受到一丝良心的谴责?

读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的人,核心在于为统治者服务、为政策服务;

传播、商务、管理、资本运营等的核心在于为资本服务。经济是为政府服务的,政党不过是为某些集团享乐的。帝国往往是一种集权,所以谁说的不是在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那么谁为民族的使命服务呢?是宗教、思想与教育吗?

 

我们不去破坏现有的秩序,而只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与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不去抨击执政者的态度与立场,而是提出善意的顾虑。一个宽容的民主制度,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贾春宝

200929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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