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泰戈尔与“浪涛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理性的破产，引发了人类非理性的浪潮。西方文学步入了现代文学时期，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各种现代派文学艺术风起云涌，扫荡着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余绪。后期象征主义由法国走向欧美，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印度孟加拉语文学界也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1923年5月，青年作家谷古尔·昌德拉·纳格和迪耐室朗姜·达斯在达卡创办《浪涛》杂志，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自称超现代主义，揭开了印度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由于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对印度文化和文学传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倡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运动。印度古典文学传统，孟加拉近代文学传统，都是他们反对的对象。而代表孟加拉近代文学传统的泰戈尔，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选对象。他们认为泰戈尔时代已经结束，浪涛派才是孟加拉文学发展的方向。《浪涛》上曾发过这样的宣战诗：

后面敌人的箭簇如雨射来，

前面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又挡住了去路，

我要以自己眼里燃起的憎恨的烈焰，

使这位时代的骄阳黯然失色。

一场围绕印度文学发展的大争论不可避免了。孟加拉许多杂志都站在《浪涛》一边，包括与泰戈尔不合的民族主义刊物《纳拉延》，泰戈尔家族的《婆罗蒂》，由于现任主编摩尼拉尔·甘古里——泰戈尔的侄孙婿也反对泰戈尔。

由于泰戈尔忙于在国内处宣扬自己的主张，并没有表态。但他不可能长期保持沉默。1927年3月，在加尔各答大学教授的请求下，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住宅大厅里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文学讨论会。敌对双方的代表和一些中间派作家出席了这次讨论会，论题是关天文艺形式的创新问题。

泰戈尔以中立的身份在发言中认为，文学需要创新，但创新与传统并不矛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病态的文学现象（显然，泰戈尔对现代派文学是缺乏准备的，对它的认识是以过去了的时代的眼光打量着这头新型怪物）；在肯定青年作家们创新勇气的同时，也批评他们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认为单纯描写情欲，是把人写成兽。还讨论了文艺批评和派系斗争等问题，但并没有达成一致，反而加深了裂痕。

虽然现代派作家在当时没有对泰戈尔发难，但当一些报刊片面报道这次会议，而与《浪涛》对立的《周末邮报》的成员拜访泰戈尔后，现代派对他的中立身份产生怀疑。泰戈尔将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的革新》，在《维齐特拉》的7月号和8月号上发表，引起了争论。小说家森古普塔写了《“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界限》，指责泰戈尔反对写真实，是为艺术而艺术，并为青年作家设定界限。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也写了《文学中的道德观》，批评泰戈尔因经常出国，不了解孟加拉文学的现状，对青年作家的批评不合实际。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这场争论对泰戈尔的触动很大。这十多年，他的确没有写出有份量的作品。难道泰戈尔时代真如青年作家们所宣称的已经结束了？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泰戈尔在去印度西部旅行时，计划写一部通过一个家族三代的经历来展开印度社会变迁和印度生活各个方面的长篇小说，取名《三代》，但由于出访未能完成，只写出了一部分，1929年以《纠缠》为名出版。这时，他开始了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的写作。这部小说于1928年8月——1929年3月在《羁旅》月刊连载，1929年出版。小说表现挚热的爱情而不限于情欲的描写，文笔轻松幽默，略带调侃，并吸收了现代派的手法。男主人公阿米德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青年律师，才华横溢却玩世不恭，主张反传统，在他周围有许多钟情于他的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但他对爱情和婚姻都很淡漠；他是泰戈尔的反对者。女主人公兰娃是一个很有独立精神的家庭教师，则是泰戈尔诗歌的崇拜者。实际上他是作小说来解决他和青年作家们的争论，他在小说中自嘲道：“一个诗人恬不知耻地活到六七十岁，那只能降低身价，作践自己，最后只能处处模仿别人，毁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再不，就是抄袭自己的旧作，成了自己旧作的剽窃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众的利益，读者们有责任不让这些老朽的诗人活下去。”这部小说化解了他和青年作家的矛盾。以泰戈尔为中心的长期的论战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