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茶商的双重气质
在闽西南版图上，自北向南盘蜒着一条福建省境内的第二大江——九龙江，其溪源来自龙岩地区的新罗、连城、漳平和三明地区的永安、大田，最终在漳平北部汇合，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条大江。大江向南奔去，穿过漳州平原，注入厦门海域。
在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九龙江是闽西南文明的一条重要脉络。但在明朝以前，九龙江北部区域一直是被中央集权遗忘的角落。从漳州平原沿九龙江往北走，是华安和漳平两个县域。这一带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水急流迫，是朝廷管理不到的草寇出没之地。一直到明朝中叶，帝国海运拓展到东南亚一带的时候，朝廷才开始在这一带设置了漳平、宁洋（解放后并入漳平）二县，而华安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置县，至今不过百年。
本文要说的“土楼茶商”就发生在这一带，而由泥土构成的山地、奔向海洋的九龙江以及这些茶商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则构成了我们在文化地理坐标系的基础上解读福建商业文明的重要线索。
外省人只知道铁观音来自福建安溪，即便是本省的多数茶叶消费者，都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商业语境下的区域品牌对消费者意识的宰制。实际上，与安溪同处戴云山脉东南端的几个县域——漳平、华安、永春、大田，都是优质的铁观音生产基地。仙都镇紧临安溪龙涓乡，穿过这两个乡镇的一条省道连接着两个县域的主要交通。每逢产茶季节，安溪茶商就穿越这条公路来到仙都镇收购茶叶。
仙都镇大地村是这条公路的必经点。当茶商经过这里的时候，在开阔的大地上矗立着的一片土楼群进入他们的视野。如今，这片土楼群已作为“福建土楼”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正在大力开发土楼旅游产业，试图让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遗产兑现成现实的货币。
来到大地土楼群游览的远方客人越来越多。他们遇见的不只是土楼，还有被土楼遮蔽的一个历史商族——蒋氏茶商。他们正是“大地土楼群”的创建者和主人。“大地土楼群”由二宜楼、东阳楼、南阳楼以及二十多座五凤楼组成。二宜楼是整个“大地土楼群”的招牌，始建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
贩茶获利的资财保证了二宜楼的前期建设。乾隆九年（公元1744
蒋氏家族在茶叶生意上的巨大成功无疑是大地土楼群得以兴建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被土楼遮蔽的茶商”呢？因为“大地土楼群”在今天的旅游脚本中已经与茶商失去了联系。导游在滔滔说词中道尽了土楼的构造、功能、风水与风流轶事，却再也难以呈现土楼背后的那些茶商的生动面孔。
今天，茶与土楼为蒋氏茶商的后代创造了双重效益，这大概是蒋士熊无法预见的。他无意中将茶叶生意与土楼建造联系起来，却启发了我对“茶与土楼”的关系梳理。暂且跳过对土楼茶商的形而下考察，我们可以在更加抽象的层面梳理出茶与土楼的内在统一性：
茶与土楼的统一之源是“土”。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具有明显的产地特征。这种产地特征由土壤和气候的一系列指标构成。福建戴云山脉东南端海拔800
而土楼是一种以夯土技术而闻名的建筑，这种技术原本流传在中原地区，传入福建后，客家人和闽南人将其发挥到无与伦比的境界，在用料搭配、翻锄耕作、水量控制等方面的实践神乎其技。
茶与土楼统一于“太极八卦”的各种演化形态，其简单形态是“圆”与“方”，其复杂形态是“阴阳八卦”。土在茶文化的实践中演变为“茶器”，主要包括茶壶和茶杯（茶碗）两大类。茶器的常见形态是圆形和方形，其经典形态则是“太极八卦”组合茶具。
土楼建筑是土在建筑文化上的一种形塑。圆形土楼因其结构宏大、形象独特而成为福建土楼建筑的经典；而方形土楼则是中原“四合院”建筑的南方版本。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福建土楼都讲究内部布局与八卦图的同构关系。在福建漳州、广东潮汕地区，甚至还保存着一些外部结构呈八卦形的土楼。
茶与土楼的统一之道是“天人合一”。“道”是茶与土楼发生关系的最抽象形态，也是我们考察土楼缔建者及土楼茶商的思想状态的一条重要线索。茶是少数几种能上升为“道”的本土经济作物之一。而茶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必备的一种素养，它与“和”、“静”的东方美学相连，被视为上层社会的一种生活仪式。茶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煎茶”、“斗茶”、“功夫茶”三种形态。
土楼的“道”，通过两种符号强烈地表现出来：一是风水符号，“大地土楼群”中的二宜楼、南阳楼、东阳楼在选址上都充分考虑到背后的山形及周边的环境；二是建筑符号，以二宜楼为代表的通廊式设计是大家族聚居的宗族伦理在建筑学上的一个投影。
茶与土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构成了某种自圆其说的文化隐喻体系。它们渗入土楼人家的生活细缝，成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日常事物。闽南作家何葆国在其小说《土楼》中将茶叶称作“茶米”，呈现了土楼人家将茶视作米的生活诉求。
茶与土楼的文化隐喻体系让我想起了一个看似悖论的观点：福建的一些学者近年来提出，闽商是中国唯一一支具有海洋视野和现代商业意识的商帮。如果这个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它一定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长期以来，当我们强调与众不同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福建视为一个隔离于中原的孤岛，却忽视了中原文明对我们的命运宰制。土楼茶商的历史踪迹似乎提醒了我们：闽商不仅具有如福建学者所述的“外向气质”，更有一种被中国大传统所规制的“内向气质”：泥土气息和传统商业意识。
泥土气质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形态之一。这种气质的底部表现为土楼茶商对土地及田园的依恋，上部则表现为他们对以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宗法伦理的高度重视。通过茶叶生意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并没有让蒋士熊获得安全感，他将生意交给几个儿子之后，在大地村购置良田上千亩。这些良田确保了蒋氏家族在大地村的可持续发展。土楼的建造，则成为蒋氏家族巩固其在大地村的家族利益的重大举措，蒋家历代子孙为此付出了持续性的努力。不得不说的是，蒋士熊晚年把大儿子留在身边，没有让他出去闯荡生意，是其“固本意识”使然。
中国传统商人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处理好与“官”的关系。蒋士熊最初只是一个游商小贩，在明清时期依然是被朝廷严厉限制的社会阶层。蒋士熊能把山区小生意发展成沿海大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与地方官府的融洽关系。他秉持两条重要的经商要旨：尊崇府县；不与夷人作对。此外，他还经常捐款给官府。史料记载，施琅平定台湾之后，为支持台湾建设，蒋士熊多次到府、县捐资，“济慈于台事”。蒋士熊因此获赐官袍一套及“乡饮大宾”之名。官袍加身的蒋士熊算得上是一位“红顶商人”了。他的商业意识正是来自我曾多次阐述的“官商传统”——一种以“官”为身份前缀、对“官本位”有着强烈的结构性依赖的中国商人传统。
在“大地土楼群”的二宜楼内，至今还保存着以“裸体洋妞”为内容的壁画以及1931年出版的《纽约时报》。他们作为一种尖锐的符号宣示着这座土楼的与众不同。两百多年前，土楼茶商沿九龙江南下，走向海外，从而实现了大山深处的中国文明与海洋彼岸的西方文明的碰撞。但是，正如那些屹立在天地间的浑圆结构才是土楼建筑的主体一样，土楼茶商开眼看世界并不会轻易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在大地土楼群蒋氏茶商中，一位名为蒋身修的后生，因良好的外文修养而获赐“外语翰林”，又借奉旨出差西洋的机会将蒋氏涉外茶叶生意推向巅峰，这是“官商传统”在晚清时期发生了空间转换的典型案例。闽商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洋之器”的商帮，但无法超越“中国之道”。
讨论土楼茶商的“外向气质”和“内向气质”，是因为我们可能还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闽商身上的两种气质在商业全球化语境之下是走向融合还是冲突？
为防御山区匪盗及溯江而上的倭患的侵扰，元末明初，九龙江北部开始出现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家族聚居式民居建筑——土楼。大体量的土楼建筑必然耗资巨大，因此土楼的主人多是财力雄厚的乡村旺族。唐宋之后，九龙江北部是福建乌龙茶的两个中心产地之一，茶叶种植与买卖成为这一区域的重要经济来源，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茶为生”的巨贾富商。
明清以后，遍布在九龙江流域的土楼有不少出自茶商之手。作为福建乌龙茶中唯一采用紧压工艺的漳平水仙茶，其主要产地集中于九龙江源头之一的宁洋溪流域。这里早在元朝时期就开始种植水仙茶，明代之后，漳平水仙茶成为朝廷贡茶，晚清之后则沿江南下远销东南亚和欧洲。至今在漳平市双洋镇的四周山上还依稀可见不少梯带状的茶畦遗址，并且保留有东洋村古民居以及温坑余氏大土楼，它们皆为清代中叶经营茶叶发家致富的茶商所建。
安溪东南部也是九龙江发源地之一，其中举溪的源头西坪镇，正是安溪铁观音的发源地。清朝时期,“西坪墟”(集市)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市和商品交易市场。至今屹立于西坪村落的两座土楼——赤石村的聚斯楼和平原村的映宝楼，正是当年林氏和王氏两位茶商耗资建造的。位于赤石村长坑角落的聚斯楼，始建于明洪武五年，是纪年较早的福建土楼之一。建于雍正8
与漳平、安溪接壤的华安县虽然到民国时期才开始建县，但这一区域的产茶史可追溯到唐朝年间。到南宋时期，华安地区已成为福建乌龙茶的重要生产基地。今华安县城所在地古有“茶烘”之称，听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人遥想当年的产茶盛况。以茶叶经济为基础，华安在明清时期成为福建土楼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龙溪进士陈天定在《北溪纪胜》中这样形容华安一带的土楼：“烟火稠密,楼堡相望”，龙岭(今华安县城华丰镇)以下诸村“连山筑堡”。可见当时华安土楼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华安地区富有声望的茶商蒋士熊携其子孙在仙都镇建造了大地土楼群，今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本文为《海峡茶道》专题稿的一部分，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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