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中国学术史，从汉至清末2000年间的治学风尚，约有两条路径，一乃博通，二乃专精。“古学犹传秦燎后”，西汉学者多走专精之路，所谓“五经博士”为其代表。但“博士”也并不“博”，多是秉承师授，严设藩篱，其结果难免狭隘局促，各学派之间时是壁垒分明，不通声气。另一个途径则是博通。可以以司马迁、扬雄、刘向诸家为其代表。太史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学多采，不设壁垒，故能成《史记》，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司马迁又为博通之代表。然博通也时有其不足，即难免学问杂驳，难以深入。

因此，最好的治学之路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顾炎武走的就是博通的路，读他的《亭林文集》和《日知录》便能了然于心。但在博通的基础上他也能做到专精，我们看他对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每能深钻细研，阐幽发微，发前人所未发，导来者之广途，就会知道的。应该说他是把博通与专精结合起来的一位伟大的学者了。他一生著述宏富，完成著作数十种，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不少已入《四库全书》。我们举出他的几部著作来，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日知录》，32卷，乃亭林先生毕一生之精力撰著而成。前七卷讨论经典中一些问题，8――12卷论政事，12卷论风俗世情，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论名义，25卷考证故事，26卷论治史之法，27卷论注书之法，28卷论杂事，29卷论兵事及外国之事，30卷论天文术数，31卷论地理，32卷杂事考证。如此观之，顾氏的学术触角不可谓不广了。然博通中又有专精，启人甚多。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书博征典籍，以正杜预《左传集解》之缺失，每有卓见。

《音学五书》，38卷，包括：“音论”3卷，“诗本音”10卷，“易音”3卷，“唐韵正”20卷，“古音表”2卷。这部书顾氏写了近30年，考证音韵的演变源流，是一部音韵学的巨著。他曾说：“读六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把通晓音韵学视作治学的根本，是很有见地的。

《亭林文集》，6卷，卷一为论说，卷二为序跋，卷三卷四为书札，卷五为记叙和碑志，卷六为补遗。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此书搜集整理考证关于国计民生的史籍、实录、方志等，是一部政治地理学的专著，在学术史上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

这些都是我读过的书，《日知录》通读过两遍，但也不能说读得很好。《左传杜解补正》和《音学五书》在读研究生时曾泛读一过。《亭林文集》在图书馆工作时读过，也是浏览而已。所以对顾氏的学术我也只是涉猎甚浅，谈不上深研的。但读他的书使我认定了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退休后我曾暗下决心，如身体可以支持，我会把他的书一本一本好好地读下去的。不为了什么，只是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位学术巨匠而已。

亭林先生还有几十种著作，如：《山东考古录》、“韵补正”、“经世篇”等等，此不一一赘录。

我写这篇小文，只是说顾亭林先生应成为我们读书治学的榜样。他治学始求其博，继务以专，把二者很好的结合于一处，遂成为明末清初一位成就杰出的学者。他走过的学术之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