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明 2009-03-02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前中国最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再次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一方面，市场再度传闻国开行收购深发展，虽然当事双方均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国开行成为今年春节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新浪潮的最大推手——无论是中铝增持力拓，还是中俄、中巴的“贷款换石油”协议，国开行都是其中最主要的贷款方。

2008年12月，国开行重新挂牌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银监会公告，这意味着国开行成为中国第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包含政策性银行业务”。然而，近期国开行的动向并不完全局限于商业化范畴。

从商业化角度来看，国开行收购深发展，即使是传闻，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国开行转做商业银行业务的最大劣势，在于缺乏能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匹敌的融资来源。尽管国开行在转型期内可以继续发放主权信用评级的金融债，但该期限只有两年。同时，两年过渡期内，市场可能对国开行能否享受主权信用评级感到怀疑，致使以3A级发行的国开行债券出现流标。而两年之后，一旦国开行在发债方面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并无优势，那么国开行缺乏储蓄网点的劣势将显露无疑。事实上，储蓄网点并不仅仅意味着融资来源，还意味着资产管理与中间业务。对国开行而言，与其从无到有构建储蓄网点，不如并购一家具有适当规模且良好口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省时借力。

因此，国开行并购深发展就显得顺理成章。尽管深发展的存款基础并不能完全匹配国开行庞大的贷款规模（2008年底深发展的存款规模约3500亿元，而国开行的贷款规模高达2.8万亿元），但深发展的分支机构遍布中国最富庶的南方沿海地区，其高收入的企业与个人客户资源无疑对国开行具有一定吸引力。此外，国开行还可通过并购多家地区性商业银行来放大自己的网点规模。

除了国内并购商业银行，近年来国开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方还包括国外一系列投资尝试，比如两次参股英国巴克莱银行，以及投资德国德累斯顿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努力。不过，受次贷危机影响，国开行的海外股权投资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投资换技术”预期效果，只是增加了账面浮亏。

尽管上述投资得失难断，仍在国开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进程之内。然而，国开行最近一段时间频繁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大规模贷款融资的行为，似乎与其商业化转型相悖。

以中铝投资力拓为例。这笔投资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阻碍了必和必拓对力拓的收购，从而避免了全球铁矿石卖方垄断的进一步集中，对于防范未来全球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发挥了良好作用。然而，从股价来看，中铝对力拓的首笔股权投资目前亏损严重。中铝自身资产有限，能否按期偿还收购力拓的第一笔120多亿美元贷款都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国开行又为中铝向力拓发出的第二笔高达19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提供融资，这意味着国开行将承担很大的信用风险。如此巨大的信用风险是独立的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通常只能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此外，如果在中俄、中巴“贷款换石油”协议中涉及的贷款缺乏抵押品，那么期限如此之长、额度如此之大的信用贷款也通常只能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

国开行近期频繁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这表明国开行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政策性贷款业务。毕竟，政策性贷款业务尽管风险较大，但亏损有国家兜底，而且也有利于扩大贷款规模与利息收入。

一方面积极试水商业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大力拓展政策性贷款业务，这种跨界经营模式仍然沿袭了国开行长期来自创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即利用政策性银行的优势来从事商业化运作。无庸置疑，对于国开行而言，双管齐下有利于实现短期内市场、业务和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做法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隐忧：第一，这将延迟国开行由政策性银行向商业性银行全面转型的进程——至少对于未来的股东和董事会而言，政策性贷款业务不单难于评估，更难以接手。第二，横跨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做法可能加剧同业摩擦，从而引发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从全球实践经验来看，混合金融模式虽然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