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怎样改变中国
抗击SARS五周年纪念文献集锦
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到当今，中国新一届政府启航只有短短的70日。然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抗击SARS中展现出崭新的施政风格，许多做法前所未有，出人意料，而且意味深长。
新政府七十日
对于中国眼前的这场SARS风暴来说，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转折性的日子。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转折性不仅是时代性的，还是历史性的。这种转折性不仅是属于SARS的，还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而更多的人希望，这种转折意味着一种新局面的开创。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天晚上，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实况录像和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都知道了中央的重大决定：公开疫情，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自这一天之开始，中国抗击SARS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防治SARS也成为新一代领导人非同寻常的开场，每日奔波于防治SARS前线的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领导人，成为中国抗击SARS的主角。
自这一天之开始，中国政治也出现全新的变化，新一代领导集体展现出的崭新施政风格，许多做法前所未有，而且意味深长。
雷厉风行政府总理
刚担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履新不到一个月后，就面临21世纪第一场全球性传染病SARS的严重考验。如同1998年特大洪水考验着上一届政府一样，这是对新一届政府的一场“大考”，如果应对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而与1998年洪水不同的是，抗击SARS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局。
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中国广东南部爆发，后向一些地方扩散，一些政府官员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暴露出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媒体呼吁中国方面要正视疫情，中国国内民众强烈呼吁要求了解更多的真实信息，同时各种谣言开始四处散布，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压力，已经不仅仅是SARS的本身。
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能力与渠道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这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处理危机的方式也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要求。如果还按以前传统的方式去处理危机，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值得赞赏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很快调整了策略，果断决定公开信息。
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出人意料。比如胡锦涛从就任总书记之前的施政风格看，给人留下了稳重严谨的印象；总理温家宝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而在这次面临SARS挑战的时候，这两位领导人表现出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风格。温家宝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是一个“有主见，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次此话得到了证实。
4月11日胡锦涛离开北京奔赴防治SARS前线广东。4月13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担心全国经济、国际形象和社会稳定都可能受影响，“形势严峻”。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先后发表讲话，与以往“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的口气截然不同，提出“要准备打一场硬仗”。紧接着4月20日召开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当晚新华社发布免去张文康、孟学农职务的消息。
“信息革命”
4月20日以后，卫生部门及时准确地通报疫情，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使广大民众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作好预防。事实证明，“让人民参与”的措施，并没有引起社会不稳定或恐慌，而是为早日切断传染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温家宝在5月4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说，要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依靠科学和民主战胜本世纪中华民族遭遇的第一场大灾害。
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将科学与民主同提并论。科学抗疫广为所知，但没有民主就没有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科学决策。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如果依然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必然地将导致决策失误。
在这次SARS危机中，对公民知情权的关注和尊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走上法治的轨道。
4月20日后，SARS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这意味着，相关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具有法律责任来报告疫情，隐瞒不报则属于违法。
“希望这一事件能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向前走。” 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朱芒不无期待地说。
在公开SARS信息同时，还有一桩信息公开的震惊之举。5月2日新华社公布，编号361的中国常规动力潜艇在山东省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国际军事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重大潜艇事故。
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赶往大连，亲自领导和指挥事故处理工作，他们还登上361艇，亲自调查询问细节，分析原因。
而一开始写信向国际社会披露中国SARS疫情的老军医蒋彦永，生活也未受干扰，这个事实似乎预示了中国新领导人有进行一场“信息革命”的可能。
罢官风暴
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务，海外媒体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更称此做法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近一个月来，中国掀起一场“罢官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型肺炎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
高级官员引咎辞职，自1988年之后15年间未曾多见，虽然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已有“引咎辞职”的条款。
西方国家的现代执政党，都是通过引咎辞职制度来提升官员的政治责任感。中国如果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将显示新政府要求所有政府官员要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这是中国迈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罢官风暴”对各级官员的震撼是空前的。中国的官场立即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SARS时期官场上推诿扯皮少了，公文旅行少了，花架子会议少了；文件中套话空话明显减少；号令一出，雷厉风行，如不到20天制定颁布了一部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到10天建起了一座千张病床的野战医院——小汤山医院；不到两天成功止住了一场大抢购——北京食品药品抢购风潮。
“以民为先”
观察SARS期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活动，亲民色彩和忧患意识是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多次深入疫区，亲临第一线，与民众零距离接触，所到之处，一再感谢民众抗击SARS的奉献精神，并且向医护人员鞠躬。
在北京市疫情大面积爆发后，“五一”那天胡锦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天津市一家超市，人们自发地驻足列队，热情鼓掌。一位女士见胡锦涛没有戴口罩而与群众直接面对面，当即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了下来。
温家宝则总是出现在广东、山西、北京等疫情重灾区。在疫情高峰时，他和副总理吴仪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与大学生们一边就餐一边座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温家宝与大学生们座谈时口渴了，他说，“谁的水能给我喝一口？”
分析人士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人接班以来，有一个很明显的思维创新，可以概括为“以民为先”，“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到河北省西柏坡考察，告诫全党要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今年3月11日，他在关于学习郑培民的批文中指出“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郑培民是湖南省委副书记，3月11日在工作中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
3月18日，他在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
4月12日，他在深圳，会见董建华特首时，强调“为政之道，以民为先。特别是在关乎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上，负责任的政府更要如此。”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以言行表明，他们时刻把“民”字放在首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仅是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身先士卒，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都深入抗击“非典”的新一线。
新一代领导人亲民风貌得到民心回应。在网上曾出现一个帖子，内容只有标题的一句话：“锦涛一定要挺住。”随后，“锦涛挺住”成为一句百姓的口头语。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继“小平你好”之后，又一句最高领导与百姓心气相通的佳话。
转危为机
对SARS信息的公开，一个很大风险就是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如果完全公开报告疫情，将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北京，学校、商店和娱乐场所将会百业萧条。但是政府面临危机时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
新一代领导人选择了后者。
4月21日，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区市SARS疫情，包括诊断病例、疑似病例。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4月29日，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在这场关于SARS的紧急峰会上，温家宝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表现出“坦率的精神”。
中国的这一措施立即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此举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决心与时俱进、塑造执政新风气和新形象的努力，不会因为若干官员的官僚习气和墨守成规而打断。甚至有分析家认为，这场危机，可以成为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契机。长远来看，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激活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说，“政府在此次危机处理上的公开态度是绝无仅有的！这是迈向开放社会的一大步。”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白钢表示，SARS事件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等问题，将在中国明年修宪时得到改善，中国“宪政改革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融入全球
据国外媒体的评价，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SARS虽然来的不是时候，但也是一个难得的政治磨炼，是一次重新认识本国国情和外部世界的好机会。
确实，在防治SARS中，中国政府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密切合作，显示了新政府求真务实的作风，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此前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始。而在防治SARS中的国际合作，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向国际社会跨出一大步。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副总理吴仪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提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应允许宣传机构如实而客观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她还坦诚地对前一段时间政府与传媒沟通不够，表示应做出道歉。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做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美国总统布什曾主动打电话给胡锦涛，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防治SARS方面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紧接着，5月6日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打电话给中国副总理吴仪，承诺将向中国增加抗击非典的技术援助。
国际社会乐观地预计，在征服SARS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对某些体制和外交取向渐次进行调整。在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会表现得更加友善、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
多难兴邦。
王岐山：人不自信，谁人信之？
王岐山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任北京市长期间豪言“2008北京奥运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王岐山以自信、务实的形象赢得群众信赖。
非典当前：坚强
“你们信么？我信！”
很少有人知道，奉调进京一年多，王岐山的体重降了近二十斤。北京当时就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气球，非典疫情凶猛、民怨沸腾，任何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王岐山的前任孟学农即是前车之鉴。
疫情如火，临危受命的王岐山没有怯场，到任后给市民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他更像个搞实地调查的专家，而不是新官上任的市长。
吴仪：中国走出非典阴影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2003年中新网6月24日电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24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尾身茂博士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一行时表示，北京能够被取消旅行限制建议并从疫区名单中删除，将标志着中国走出了非典的阴影，迎来了一片蓝天。她亦强调，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吴仪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非典斗争给予的支持与合作，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对北京的防治工作成绩给予的科学、客观的评价。
吴仪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决策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吴仪亦表示，即使北京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删除，我们仍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地继续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并根据疫情的变化，将防治措施由应急调整到常规，科学规范地做好防治工作。
她透露，中国国务院将于近期派出督查组，到各地检查今后的非典防治措施，千方百计防止非典疫情卷土重来。
吴仪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各个层面进行防治非典工作的总结，针对防治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积极加以改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今后工作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防治非典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机制。
尾身茂高度评价中国的非典防治工作。他说，中国政府在防治非典斗争中作出了坚定、强有力的政治承诺，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控制措施，实现了及时透明的信息共享，提高了全社会的防控意识。他对中国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祝贺。
双方就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中长期合作交换了意见。吴仪表示，中国愿意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健全疾病控制体系和疫情信息报告网络，加强医疗救治体系建设，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据悉，尾身茂是应卫生部邀请于6月23日来华的。
钟南山反思SARS疫情 痛定思痛诚实永远是上策
钟南山的电脑里特别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拍自去年4月底的北京火车站。照片上人头攒动，不少人还戴着大大的口罩，急于乘火车离开北京。另一张照片是明媚阳光下的马路，空无一人，没有一辆车，只有一行路中间的隔离栅栏。钟南山解释说，这是他自己于去年5月在北京长安街拍摄的。
在3日上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全院学术报告会上，钟南山在向院士们展示上述两张照片的同时，也透露了去年SARS对全球的影响：SARS在29个国家和地区爆发，有8422人感染并造成916人死亡（病死率11%），全球经济损失590亿美元，中国大陆损失17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或降低0.7%的GDP增长率），香港损失12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6%）。
政府部门应该从SARS疫情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钟南山指出，首先，应该认识到，当今世界传染性疾病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而在此之前有一部分人认为它不是主要疾病了。第二，要处理好群众知情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一般来说，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越是透明，公众越是稳定，因而诚实永远是上策。第三，突发传染病事件有很强的时间性和破坏性。因此，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效的预警系统，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更需依靠科技，但不能走常规，即等多次验证后再决策。例如在冬季进入大量食用野生动物的季节，已有较强的证据说明野生动物（特别是果子狸）是SARS的重要传染源，广东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在五天内封闭果子狸饲养场，禁止其销售、输送、屠宰及食用。这个措施对预防今年SARS疫情爆发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我国科技界来说，又能从SARS疫情中获得什么启示？钟南山强调，尊重事实，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病原体、疾病控制的评价、传染源等的准确可靠资料对政府决策极为重要。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应多一点自信，比如在SARS防治工作中，中国医务人员创造了世界最低的病死率，并依靠自己研制的试剂，在去冬今春确诊和排除了可疑SARS患者，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此外，通过大协作，中国科学家短期内在《Science》、《Lancet》等杂志发表了高质量论文，说明对待突发性传染病，只有流行病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密切配合，各国各地有专长的学科合作，才能在短期作出成绩。
对于不久前北京、安徽所发生的SARS病例，钟南山特别提醒，三例中有两例查证与某实验室有关，在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已经出现过SARS病例源自实验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严格管理此类实验室。此外，我们的各级各类医院的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时刻想到SARS的威胁，特别是在病人症状不典型的时候。
SARS已经过去五年了，但和禽流感一样，也留下了一串至今尚未解之谜。
钟南山表示，人们仍不清楚SARS的最终源头，“我倾向它是由一个中间放大器，也就是食肉目猫科动物如果子狸传过来的，但是谁传染给了果子狸，还不清楚”。
而人们对禽流感的研究，更是有太多未知领域。“今年尚未发现禽流感病毒发生明显变异。至于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没有！不但是对新出现的病毒没有，对旧的也不太多，作用都不是很强很确切。所以，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早期隔离。”钟南山说。
有记者问及，是否存在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曾经感染过禽流感，产生了抗体，但没有症状。钟南山坦承不排除这种可能，SARS也有这样的情况。但这样的人是否带传染性，禽流感病毒会不会在他们体内发生变异，如果他再感染了其他流感，病毒会不会变异，这些都还是问号。
不过，钟南山也不无自豪地说，可以设想，如果野生动物市场继续存在，SARS病毒会依然存在和进化，进化到一定程度，又变成人传人，所以切断这个途径现在看来是很明智的。
科学网博客-黄建始教授忆非典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2008年的4月，是非典五周年的日子。在五年前，一场SARS席卷了中国上上下下。在应对非典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很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一位在非典时临危受命，连夜从美国回到国内，为战胜非典出谋划策的黄建始教授。目前，黄老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非典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是联邦和州省政府公共卫生顾问，有着丰富的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
主持人：黄老师，您好！2003年非典时，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黄教授：我是03年5月4号到的北京。
主持人：那时候非典在国内应该说已经遍及各省了。
黄教授：对。
主持人：您与非典是如何“结上缘”的？
黄教授：说起来为什么我会和非典联系起来，经过是这样的：2002年底我回中国找工作，因为我在美国呆了17年，很想回国工作。当时先到医学院来面试，就要求我做一个报告，于是我做了一个“生物恐怖离我们有多远”的报告。其中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阳光灿烂，几千人在大球场观看球赛，这时天上掉下一些小小的粉末，因为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在用直升飞机拉着气球标语做广告。从星期一开始，各大医院出现了很多病人，病人症状都相同，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最后严重的要上呼吸机。而且很奇怪，很多人全家都病了，而且病的人几乎都看过球赛，病情还越来越急。结果越来越多的病人到医院来，医院加床的地方也没有，医生也病了，最后诊断结论是炭疽。但是后来就发现炭疽素不够，呼吸机也不够……在北京讲完以后，我就一直在等消息。
我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而且一直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流行病学教研组的学术顾问。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打个电话聊起来了，你既然在北京等消息，来一趟广州吧，给我们也做个报告，我就飞去了广州，大概是圣诞节前后。中山医科大学跟广州市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系挺好的，就把CDC的人员请去，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公共卫生不治不行，早晚要出事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出了事，第一线的医生你不准备也是要碰到，准备也是你要碰到。广州CDC第二天就请我到CDC座谈，并请我做顾问。
后来我就回美国了，2003年1月初北京这边给我位置，让我回来做教授。当然我要卖了房子才能回来，卖房子就需要一段时间了。卖房子那段时间，我经常上互联网，偶尔就发现广州暴发SARS这个事情，因为炭疽和SARS是差不多一样的症状，我就打电话给广州CDC问怎么样，那个CDC主任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说黄教授，你上一次带回来的N95口罩在哪里？那个故事实在太灵了。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广州红十字会医院还是什么机构，发了一个中文的公告，说出现了有什么症状的传染病。当时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全世界流行病学和传染病专家的类似论坛的ＭＡＩＬＩＮＧ ＬＩＳＴ东西，我把那个消息翻译成英文放在那里，让大家共享，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结果我后来才知道，每年要评一个在专业范围内谁是今年报告传染病最好的，那次我就被评上了。我是用最直接的信息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没想到我还起了一点这样的作用。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打电话邀请黄建始回国担当重任
黄教授：我在美国十几年都是在卫生组织内部搞传染病控制，包括大型的跨州的，跨市的，跨县的，和大型新发传染病的调查、控制，所以我就有比较多的经验。看到国内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写信给卫生部领导，具体应该怎么做。我说得赶紧把广州封起来，后来传到北京又具体建议如何把北京也封起来。我当时刚卖完房子，突然晚上八九点钟来了一个电话，一听是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4月底成立了非典指挥部，非典指挥部里面设了一个科技攻关组。组长是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副组长一个是陈竺（现任卫生部长），还有一个是黄洁夫副部长。当时徐部长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早一点回来，参加抗非典。回来后告诉我说他们要聘请了两个顾问，临床顾问是钟南山，流行病学顾问就是我。所以我2号晚上就去的机场，当时洛杉矶机场空荡荡的，原来坐几百人的飞机，那个时候只有三四十个人坐。
因为是时差关系，到北京是5月4号下午，到了北京机场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科技部的人来接我，从飞机场到科技部的专家楼，一路上几乎没人。来接我的科技部的处长就说，黄教授，这可怎么办啊？当时街上真的没有人的。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两个月就过去了。后来过了两个月，到7月份真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了对中国的禁令。后来国家科技部做了一个国际SARS研讨会，我是这个研讨会的委员，我一出门碰到他，他就跟我说黄教授你真神啊，我说怎么神，他说你上次跟我说两个月，果然两个月就过去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SARS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急性传染病不需要很长时间。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几秒钟就传给你了，很快就会传给其他人，不像别的要有特殊的接触才能传染，呼吸道传染病传的很快，很快所有人都传完了，只有两个结果，所有人都死掉了；要不就是很多人有抵抗力，不死，很简单。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死掉的，历史上多少传染病都是这样，最后还是很多人活下来，急性传染病就是来的快，过的快。慢性传染病就不是这样，所以艾滋病为什么这么多年，因为它要通过性爱、血液、母婴才能传播。
回来后就参加非典指挥部的工作了，我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体系的情况，提出来美国公共卫生整个体系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都是很欢迎的。比如我说公共卫生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如大家都病了的话，人家不费一枪一炮就进来了，所以公共卫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很重视。
我等于是讲了一些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
黄教授：参与了这些工作，后来就随非典攻关组的副组长，他带了一批科学家，我们先到广东，了解广东的情况，进行学术交流，介绍国外的情况。后来又到了香港，也跟香港进行交流，参与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顾问其实主要是做咨询工作，
SARS期间我主要就是做一些咨询，参与讨论，然后介绍宣传，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参与具体的什么到现场救人家之类，没有做这些工作。有些事情要说大也大，要说小也小。广东省ＣＤＣ请我做顾问也是介绍国外传染病控制的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大家最怕的是不知道这个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等于是讲了一些话——帮助缓解恐惧，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恐惧。
比如说当时北京据说想建立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卫生局当时也准备请我做顾问，合同都拟好了，后来也没签，就是口头上帮忙做咨询。他们把计划送给我看，那天我还在深圳，我一看，不对啊，怎么可以建立传染病院，我说这个千万不能做。后来我还专门写给科技攻关组的领导，我说不能建这种传染病院。我说为什么？因为，一，北京原来有两个传染病院，如果SARS不来，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有急性传染病，都是慢性传染病，如果再建大型的传染病院的话，SARS过后干什么？我给他算一个账，不要做大型的，两千员工，一千员工，每年光水电费、工资开支都要好几千万，我算的很具体。后来SARS过去了就不需要了，也没有再建。内蒙古当时花了一亿还是两个亿建了，之后没有人，就废掉了。上海也建了一个叫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建在郊区，我去参观过，很漂亮。现在每年政府都要拨几千万到上亿的资金支持它，且不说建设时花了多少钱。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SARS后转战全国培训
主持人：SARS之后您主要做哪些工作？
黄教授：SARS之后就是大量的时间投入培训，培训公共卫生各层干部，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周要飞好几次全国各地去。北京市处以上的卫生系统的干部都听过我的课，北京卫生系统在小汤山办了三期学习班，才把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培训完，每次都是让我去讲半天或者一天。当时主要是宣传公共卫生新理念，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怎么建设，怎么应对传染病，因为当时是讲应急，我说应急是不行的，应该是应对，先做好准备，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中国官方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年至少几千例，SARS只是其中一例，就是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是运气好，干的正是当时政府需要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不重视公共卫生，派出去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很少有人在政府里面做公共卫生，而且做到部门负责人，做过传染病类似的项目。我在美国政府做过，所以我了解他们整个体系，才能把美国现代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从理念到具体做法介绍了很多回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工作。有些东西，比如刚开始很多人搞不清，包括有的院士都搞不清公共卫生是什么东西，认为全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几篇什么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的特征，公共卫生的价值这方面的文章，介绍公共卫生，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是有限责任，他不是无限的，公共卫生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大量的公共卫生的普及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主持人：SARS时很多人很害怕都想着去国外，您却选择了回国。
黄教授：我能在非典时期回国这个事情，当时报纸也报了。可能也起了一点稳定人心的作用吧，我个人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正好学这个东西，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挺好的，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回来的。
另外，对于SARS，因为我做传染病控制十几年，对这个很熟。比如说艾滋病大家很怕，而我20年之前就跟艾滋病人拥抱过，知道没事。我就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提供一些信息，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SARS推动中国各方面改革脚步
主持人：回来后您生活方面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跟普通人一样，用84，戴口罩吗？
黄教授：我当时回来第一天是住科技部的公寓，后来部长说这个不行，条件不好，后来把我搬到梅地亚（酒店）去了。当时每天吃早饭我要等一个小时，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做，我吃了好几天我都吃烦了，都是一样的东西。后来我想到门口吃，那么一条街，我找不到吃的地方，所以只好回去吃。当时确实是大家很恐慌，不过我只戴了一次口罩。就是跟领导去香港时，接待我们的医院领导等都戴着口罩，出于礼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戴上了。在酒店里84（消毒液）工作人员也发了，我一直没用，没必要的。
其实当时中国的恐慌和“9-11”以后美国的炭疽危机是一样的。到了04年，SARS再次在北京出现，大家就不慌了，那个时候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04年ＳＡＲＳ出来的时候，是04年是4月22号，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我们也是那两天知道的，已经快到五一了。卫生部把我们几个人叫过去讨论五一要不要放长假？我们做全面的分析，因为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五一不放长假，就意味着北京的损失那是以亿来算的，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去分析。最后我们分析了所有从传染病正常的传播途径到其他的各方面，全排除了以后，我们得出的集体结论是说五一应该放长假，这个传染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主持人：就我的记忆而言，SARS时到处是84的气味，到处都是戴着口罩的人们。
黄教授：其实SARS期间，还是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信号。SARS不是传染病里很严重的疾病，但是中国当时的那种做法，到处撒消毒液等都没有用。有用的其实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自我隔离。其实在防治传染病、防治慢性病上，都不要迷信技术，现在我们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一个毛病是迷信技术，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不应该迷信技术。相信科学就是用这些很简单的科学方法。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国士无双》，这本书我感受很深，写的是伍连德博士在约一百年前，他在东北控制鼠疫的流行，当时哈尔滨死了好像五六万人，他当时采取的控制措施和我们SARS期间一模一样，而我们SARS期间，我们开始并不了解伍连德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的传统，优良的传统都应该得到传承。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五年之后纪念SARS，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醒大家要关注健康，只有每个人都关注的话，大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SARS唤醒全民健康意识
主持人：您回来之前有没有觉得，您身上所承担的任务太艰巨了？
黄教授：全世界都一样的。最主要我觉得中国在健康、在疾病预防、在公共卫生体系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观念的问题。举个例子，已经有多少科学证明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竟然我们的烟草局有官员还在提要制造老百姓抽得起的烟。但实际上它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健康，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中国一年的烟草利税是1050亿，但每年因为烟草造成的健康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要付出1500亿。
五年后的中国完全能应对再一次SARS来袭
主持人：如果五年后的今天，再有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袭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能否很好的应对？
黄教授：也不能说很好应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能力应对这种传染病。
主持人：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有能力应对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
黄教授：我刚刚参加了全国的传染病监测方面的会回来，因为我也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专家组的成员。我发现现在我们在传染病监测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之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全国网络直报到县、乡，我们中国做到了。就是说你在江西的某个县发现传染病，北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系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整理工作也达到国际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应对传染病的软件方面这几年已经训练了不少人。所以在传染病方面应该说大的威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控制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现在关键就是说信息的畅通和观念的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再就是基层人员的培训，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最重要
主持人：回国前你所看到的，与您在美国想象的一样吗？
黄教授：当时我在美国，得不到中国的消息，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发信息的时候，是根据内部网站。
我以为中国流行病学工作可能比较落后，结果回国以后，我发现中国实际上是有一流的流行病学的专家。我想可能中国是设备某些比较落后吧，结果我发现广东CDC有些条件比美国的CDC还好，硬件不差。就是软件的问题，软件确实很重要，所以我也做了大量的这种培训、宣传理念工作。
主持人：SARS后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
黄教授：后来SARS完了以后，我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发现其实中国的慢性病比传染病对中国人的健康威胁更大，而且慢性病威胁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出现的。怎么做呢，正好美国有一个健康管理的理念，国内也有人在推，什么叫健康管理呢？就是一个人群中，比如说有一百个人，有一个人是得了严重的疾病，有十几个人是得了慢性病的，还有80个人像你我这样的健康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环境污染、压力等等原因，这80个正常的人不可能保证不得慢性病或者急性病。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危险因素，什么叫危险因素？比如说抽烟，比如说喝酒，比如说熬夜，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高血脂，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都是科学证明过的。每个人身上，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些危险因素，如果不把这些危险因素去掉的话，早晚要得那些病的。健康管理是做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把你身上这些危险因素找到。找到以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从医学、预防方面，想办法让你减少或者去掉那些危险因素的一整套方法，这就叫健康管理。
主持人：SARS之前您通过假设，成功预言了一起公共卫生事件，现在您还有类似的担忧吗？
黄教授：不敢说预言。SARS之前我讲的故事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当经济社会发展了以后，如果公共卫生不跟上，这个社会是发展不起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共卫生传染病控制。
我现在讲第二个故事，就是说像SARS那样造成大家恐慌的那种病，有可能会再发生。我虚构了这个故事：2013年6月份，全球天气变暖，6月份开始，各大城市都很热，大家都开空调，空调负荷不够，电力不足，后来就不能开空调，大家晚上睡不着，就在街上打麻将。还好那个时候经济还不错，股票也出现了牛市，全民炒股。全民炒股的下一个结果是什么？西方的金融大鳄又看到机会了，又来兴风作浪，一下子牛市又变成熊市了，许多人的退休金全都灰飞烟灭了，这种情况下肯定跳楼的有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打了一夜麻将打的稀里糊涂中风了，心肌梗塞。结果从6月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医院里陆续来了很多很多中风的病人，最后连加床的地方也没有，最后连医生、护士都中风了。得了中风不是就死的，中风会瘫痪，这样的话还要有人照顾。结果这么庞大的人群，医院顾不了，家里没办法开始不上班回去照顾病人。所以学校、政府、企业都没办法运作了，你说这多可怕。而急性传染病两个月就可以过去，但像中风、心肌梗塞，大家知道那是事后几年都好不了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是很可怕的。当然我很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有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庞大的中风和心肌梗塞高危险人群，具体数字一亿五千万高血压，大概一半以上没得到控制，只有10%控制了，没控制的人都可能像高秀敏、侯耀文那样突然就走了。一亿六千万高血脂，两亿肥胖，4000万超重，4000万糖尿病，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高危险去掉的话，让他们健康的话，就会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现象。大家一定要合作起来，希望媒体多呼吁，让每个人知道这个的危害，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一旦发生是很可怕的，甚至比SARS还可怕。
嘉宾简介：
黄建始教授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83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卫生部任职三年后赴美，获医学教育管理，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工商管理（ＭＢＡ）三个硕士学位并以全优成绩修完卫生管理博士学位课程。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联邦和州省政府公共卫生顾问，并兼教于美加三所大学。2003年5月4日应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邀请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现正从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研究。
附录：我国内地因非典损失179亿美元 香港120亿美元
2008年10月08日01:22
在 “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表示，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因受SARS影响，全球在此期间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占中国GDP的1.3%，中国香港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20亿美元，占香港GDP的7.6%。
胡鞍钢说，中国农民纯收入在SARS中受到较大的影响，相比较7.9%的一季度农民纯收
入增长率，二季度农民纯收入出现3.3%的负增长，损失达到6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损失76元。
杜乐勋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