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已经有三批党政官员被“问责”，其中国家五部委的8名副司局级以上干部分别受到撤职、降级、记大过等处理。
对官员“问责”是一大进步，深受群众欢迎。可是当“问责”渐成常态时，人们不仅要问，“问责”制度形成以来，为何“问责”事件不见减少呢？群众还有一问就是被“问责”干部的去向问题，是继续被追究了法律责任，移交给了司法机关处理，还是等风头一过易地为官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对被“问责”干部的处理也仅局限于撤职、降级、记大过等行政处分上，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成了摆设，中看不中用。
在现实社会中，常常发生被“问责”干部等风头一过就易地为官的现象，甚至有的还会得到提拔重用。就是被“问责”干部既不易地为官，也不提拔任用，但其仍享受原有的级别，到下面去仍是领导，在单位也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中国官场是最讲究级别的场所，而且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统）。因此，“问责”对官员起不了任何约束作用。这可能就是一边是“问责”的贯彻执行，另一边则是“问责”事件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问责”制度对官员不具有实质的威慑力，所以时常出现，地方官员在重大事件面前敢于拍板，按我的意思办，出了事我顶着。这些地方官员深知，只要不贪，为了工作顶多给予“问责”处分，于是就有了“出了影响政绩的事故捂着、盖着”，“为了地方利益可以置法律于不顾”，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敢以权挑战法律。
官员敢挑战法律，就是因为官员违法成本太低，官员违法被“问责”仅丢乌纱帽造成的。
要减少“问责”事件，最终减少事故、减少官员违法事件的发生，就必须依法追究被“问责”官员的法律责任，使其不但丢官、丢饭碗，甚至失去人生自由。总之，以法限权才是“问责”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