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贫穷?
有幸拜读陈先生“农民为什么贫穷”一文,陈先生以“缘起圈”为因果链而寻根究底,很有学术研究特色。但从先生所谓的“缘起圈”即“农民贫穷——国家财力不足——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资源有限——农民缺乏知识——农民贫穷”看,先生好像不是在分析问题,而是想表达一种什么主张,因为,先生所罗列的层次原因与农民为什么贫穷的真实缘由格格不入。而你企图力主的“因为缺乏文化知识,所以贫穷”之观点,正是在代替社会某个阶级在说话,你的意思很明确,农民为什么贫穷,因为缺乏文化知识,所以,农民的贫穷怪不了谁,而应怪农民自己。
尤其,论及第(二)部分“缘起圈”为什么存在呢?你说“有一种超人的造物力量缔造和决定了它”“因此农民贫穷问题,归根到底有一定程度的宿命因素,”“如果人脑产生妄想,非要去破坏先天局限的秩序,也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是一种极其迂腐的思想,晚生不敢恭维,因为,文章拐弯抹角来了一通“缘起圈”,但最终却给出一个“上帝”“超人力量”决定农民为什么贫穷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经不起社会科学检验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经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人民群众缺乏教育、缺乏文化知识,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则,因为文化匮乏、真相不明而愚钝麻木,二则,身处弱势阶层,饱受社会潮流的边缘化而身不由己,三则,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动抗争的机会和力量。而他们唯一可以依靠和指望的只有广大的、有良知的社会知识分子了。而今,象陈先生之类的知识分子,在关于农民为什么贫穷之问题上,所表现的如此“灰暗”“迂腐”“极右”的观点,实乃我民族之不幸、我亿万中华庶民之不幸。
如果以陈先生“天命论”剖析社会、世界之复杂矛盾关系,那么,世界应该是可以太平的,而且也可以太平。但是,为什么在世界发展史上,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先生所追崇的“天命论”没有成为主流或主体文化呢?
还有,若按照先生之观点,近百年前中国遭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压的那段历史也不算什么屈辱的历史了,因为,那是“天命”,既然是天命难违,那我们又能够怪谁呢?象如今,南海军力对持、西方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之严峻国际形势下,按先生的理论,就无需大惊小怪了,“听天由命”不就得了。
社会的阶级性存在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早就论证了的社会科学,在信息化、现代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先生还在玩弄上百年前就被“唾弃”被否定的“唯心学说”,未知先生居于何种用心。
农民为什么贫穷?因之于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为社会的最终公平、合理而斗争、而努力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但以“中国主体文化”自我标榜的陈先生却将如此“文化之轴心”的问题予以忽视、加以隐瞒,未知,你的文化底气、文化立足点在哪里?
陈先生以“那么我们就积极有为、快乐折腾而听天由命吧”作文章的结尾,真的令我匪夷所思,为什么呢?因为,“积极有为、快乐折腾”与“听天由命”是两个完全对立、矛盾的概念,先生究竟要求农民朋友“积极有为、快乐折腾”,还是希望农民朋友“听天由命”?也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应该“积极有为、快乐折腾”,那么,就不需要“听天由命”,如果应该“听天由命”的,那么,就不应该什么“积极有为、快乐折腾”了。
从这里,我们看出陈先生在文化立场、文化良知、文化使命问题上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想为自己标榜些有生命价值的东西,一方面又想隐瞒、遮掩掉某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既想歌颂光明,但又拒绝鞭挞黑暗。可想而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也因此,我们看到,先生的诸多文章里面,充满追求“极限快乐”标榜“看透人生、看透社会”之心迹。
最后,还是希望与先生能够达成某些共识,什么共识呢?我们就来探讨下关于“脊梁”的问题,国家要脊梁,民族要脊梁,文化要脊梁,做人更要脊梁,而这“脊梁”问题正是农民为什么贫穷的深层次原因,农民朋友如果能够脊梁不曲,那么,他们就不至于世袭的贫穷,同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脊梁挺直、不屈不饶,那么,这样的民族就必然是一个强盛的民族国家。至于文化、“文化人”与脊梁的关系,就是我想与先生讨论的命题,因为,这问题搞清楚了,农民为什么贫穷的原因也就明确了。
这是一种极其迂腐的思想,晚生不敢恭维,因为,文章拐弯抹角来了一通“缘起圈”,但最终却给出一个“上帝”“超人力量”决定农民为什么贫穷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经不起社会科学检验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接受的。
还有,若按照先生之观点,近百年前中国遭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压的那段历史也不算什么屈辱的历史了,因为,那是“天命”,既然是天命难违,那我们又能够怪谁呢?象如今,南海军力对持、西方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之严峻国际形势下,按先生的理论,就无需大惊小怪了,“听天由命”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