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刘梦溪
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一段人们都记得的话：“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其实不止太炎先生，“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学者，许多都有与太炎先生相类似的经历，往往是早岁参加革命，中年以后专心向学，晚年退居宁静。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学者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应该用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解释，还是需要求助于文化社会学?
熊十力回忆说：“余在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即与王汉、何自新诸先烈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辛亥武昌首义，神州光复，蔡孑老主张学校禁止读经，余初未措意。旋见吾党诸新贵似不足办天下事，而旧势力之腐坏，亦岌岌不可终日。余自度非事功才，始决志从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用一番努力。”(《论六经》)其由投身革命军旅而转为专一的学者的经历，熊的自述已讲得明白。而黄侃，也是很早参加同盟会，在湖北东南一带曾是声名显赫的群众领袖，民元以后，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弄权，黄即对腐恶政治不再抱幻想，决心将兴国爱族之心，寄寓于学术文章。太炎先生为表彰黄氏素节，特作《量守庐记》，说当时“欲取朱紫，登台省，突梯足恭，以迷其国而自肥”，或“寡得以自多，妄下笔以自伐，持之鲜故，言之不足以通大理，雷同为怪，以炫于横舍之间，以窃明星之号”的人物正多，但“季刚之不为，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且逮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
抚媚动人如梁任公，晚年也有所悔悟，尝自道爱博用浅之病，深以“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为苦，而提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清代学术概论》）说得至为沉痛，也很透彻，连自己都打入了“不能有所成就”的“新学家”之列。
这样看来，中国现代学者的由激扬而转为宁静，主要的还是学术本身的原因和社会原因，学者个人年龄和心理的变化还在其次。目睹政治现状怪异腐恶，自知不可为不愿为也就不为了。因此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似乎有未尽的一面，用陈寅恪先生倡言的评价古人的著述“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相衡量，尚存一定距离。何况，即使公认的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晚年的生活际遇和内心世界是否真正获得宁静，也还是个问题。
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1932年1月28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倍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1936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黄侃临终前也曾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叹息说：“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这是1935年10月8日，比太炎先生的病逝于1936年6月14日，仅早半年时间。所以黄之墓志铭竟是其师太炎先生所写，其辞曰：“微回也，无以胥附；微由也，无以御侮。繄上圣犹恃其人今，况余之瘣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竞绝命于中身；见险征而举翮兮，幸犹免于逋播之民。”
最早传播新学于海内的侯官严复，因曾列名于筹安会，晚年颇遭訾议，因而“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但看他写给熊纯如的信，一则曰“中国前途，诚不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猬，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再则曰“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即使吾为国家画一奇策，可得万万之货，以为扩张军需之用，而亦不胜当事之贪情欲望。夫如是则又废矣”。对国事的瘁劳，未尝稍减。那么侯官的心情，未必很宁静罢。熊十力晚年，正遭遇国家的巨变奇劫，穿褪色长衫，腰系麻绳，端坐桌前，凝望写有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名字的白纸条，形似贫僧，心涌波涛，如同自撰联语所形容的：“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难得的例外是中国近代新佛学的创始人杨文会，虽早年任侠，好读奇书，又有操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记录，也曾随曾纪泽两使欧洲，考察与学习英法各国的工业和政治，但天命之年过后，目睹“世事人心，愈趋愈下，誓不复与政界往还”，专以刻经传典和筹办佛学教育为职司。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开设“衹洹精舍”佛学学堂，1910年创立佛学研究会，逢七日讲经，每月开会，景况极一时之盛。当晚年卧病之际，只有一事让他“心颇戚戚”，即经营多年的《大藏辑要》尚未完成。此事一旦有托，他便“熙怡微笑”，午刻嘱家人为之濯足剪指甲，“须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逝，面色不变，肌肤细滑不冰”，真正吉祥而逝，时在1911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而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卒于1943年2月23日，虽然也是“安祥而逝”，却因国难期间，创办未久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内迁四川江津，精刻大藏并进一步传道弘法的愿望未尽实现，其心境就没有杨老居士那样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