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人才流失严重


香港的人才流失严重

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全球,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说美国样样优越,就是缺钱。中国样样都缺,就是人多。香港缺什么呢?缺人才。它的状况与日本大同小异,相同的“殖民地”形态,不同的民族凝聚力。日本的民族凝聚力聚于东京,香港人无所适从,只有世界华人仍然向着香港。

处处无家处处家,小小香港包容世界精英。

英殖民时期,香港融入了英语世界。英国荷兰等国的能人在包玉刚和李嘉诚集团中流砥柱,横扫欧美。香港回归大陆后,台湾和世界华人借香港入关大闹中华。大陆和台湾“和亲”之后,香港开始人才枯竭。包玉刚去世了,船王时代消逝了。李嘉诚暮年难于退休,只因后继乏才!香港正在沉没。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掏空香港的不仅是钱财,更是人才。李嘉诚的夕阳红在中国。再也不会有旭日东升了!

昨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直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那就是与香港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联合早报网2009-03-26李嘉诚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还有竟争的机会。”

什么机会?西方“金融海啸”,中国“失业海啸”就是机会!

中国限于体制困境,要想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于上海是一厢情愿。中国的国营体制银行机构走向世界的能力,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脑残的人会有征服世界的欲望,那只是欲望而已。因为他的欲望建立在说教和道德述求的幻想中,欧美及民主自由国家对中国不会轻易让步。香港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自由港的自由体制,目前,只是缺乏人才利用。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香港护照比美国护照在全球还要省钱地畅通无阻。新加坡护照在许多国家还遭拒签,香港护照不仅全球免签,还免签证费。美国护照不会遭拒签,但收费很高。但就是不见香港向海外扩张,基本望着大陆的广东垂涎!

香港银行早就多于米店,外汇无管制,外汇兑换处一家靠着一家。又是英语为主语,至少在银行人才素质上早就“全民皆兵”。但香港只是缩在小岛上数钱。完全可以先中国银行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建香港银行,把8000万大陆华侨和700万台湾侨民以及东南亚藉在海外的企业的金融业务统起来,真有那一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想推也推不掉了。

海外华人要等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国际性胜利”的那天,恐怕要第五代移民才有机会。香港轻而易举地把金融系统推向海外,世界就是香港人的了。

李嘉诚表示将继续在世界的码头港口投资,南美的智利港口和布谊诺斯艾丽斯港口都落后于吞吐量,巴西的崛起,将与亚洲结为贸易的主要伙伴。所以香港的海外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的方向才刚刚开始。把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埸连接起来的贸易桥粱,非香港莫属。

应该看到,香港万事俱备,只缺人才。包玉刚之后是李嘉诚,李嘉诚之后就后继无人了!尤其缺乏全球思维的人。

新加坡放松入藉标准,收集了一批中国人才。例如体操王子,跨国企业总裁李宁,就放弃了香港身份加入了新加坡藉。香港应以自由港的优势广招天下能人,集结团队向海外进击。没有必要与上海去争北京的宠信,穿自己的鞋,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附:

主动向美元发难中国想左右逢源吗?

中国呼吁新设一种货币来取代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这一表态成了本周全球各大媒体重点报导的内容。中国选择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前夕发出这个呼吁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使中国能把自己对美元的担心上升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忧虑。

  以美元作为支撑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球储备货币可能确实存在问题。而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美元这种全球储备货币。但中国却是出于其自身利益向美元发难的。它担心美元暴跌会损害其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由于美国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的急剧变弱,美元贬值的威胁突然之间已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但中国正试图左右逢源吗?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而它现在正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今天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自觉选择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自然结果。要评估中国对美元前景的担心是否合理,需要对中国领导人选择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做一个得失分析。

  中国的发展战略一直既简单又专注: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一直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低估状态。这种重商主义战略是有实证支持的。比如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近期进行的学术研究就证明,一个国家使本币汇率低估是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有效方式,此举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是明智的。

  但低估的汇率以及由此导致的出口迅速增长却也造就了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中国政府为阻止人民币升值一直在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一种结果,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它的经常项目顺差早就会下降了,中国现在也不必再劳神“担心 ”其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中国现在真正应该担心的是要为重商主义付出的代价:其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严重缩水。虽然中国早就知道这种风险不可避免,但由于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加大了美元下跌的可能性,这种风险已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假设美元汇率下跌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应调整使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20%,这相当于中国损失了4,000亿美元资金,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中国从重商主义推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能超过它在外汇储备方面蒙受的损失吗?假定中国更关心增长而不是消费(我们想依据中国领导层公开对外表露的优先关注事项来作此分析)。再假定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一段时间内中国确实取得了比汇率未曾低估更高的经济增长。

  为了增强说服力,让我们假定重商主义的实施在10年时间内可使中国的生产力每年多增长1个百分点(这一估计偏于保守,但与罗德里克等人的估计相一致)。那么 10年后,中国的GDP将比不实行重商主义高10%。受外汇储备缩水影响,这10年中将有1年多增加的GDP会因此丧失。但重商主义带来的GDP多增长好处是长期性的,不仅会使这10年中每年的GDP都多增加一部分,而且也会使这10年之后每年的GDP都多增加一些。虽然对多增出这部分GDP的精确量化取决于许多假定先决条件,但这些GDP增量总的数量级是明确的:重商主义对GDP的贡献的要远远超过外汇储备缩水导致的财务损失。

  所以中国应该承认如下事实。它有意选择了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带来了大量被中国领导层所看重的好处。不过实施这一战略也必须付出财务代价,这种代价是与这一战略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是这一战略的另一面。因此,虽然中国呼吁重新评估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值得欢迎,但中国不应试图通过这些呼吁来避免承担重商主义战略的财务代价。这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只是中国从重商主义战略中所获好处的一个零头。

  世界近来发现拯救债务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如果世界最大的债权人也必须被拯救则另当别论。而要求这种拯救似乎正是中国呼吁改变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真正动机。

  鉴于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用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话说,两国现在像是一对相互朝对方身上排泄的连体婴。中国是自愿选择与美国成为连体的。它已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好处,现在又想通过与美国分离而免于被对方拖累。这既不合理也不应发生。

  (编者按:本文作者Arvind Subramanian是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高级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