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愚人节
198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很激烈。在严肃的电视辩论时，好莱坞出身的里根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隆重登场的现任总统卡特开了一句经典似的玩笑：“你怎么又来了？”引起哄堂大笑，卡特一点也不觉得尴尬，付之一笑。1981年，已是总统的里根被枪击，生命垂危，在被推上手术台的前一瞬间，他还不忘愚人一番，对医生开玩笑：“希望你不是民主党人。”（里根是共和党人。）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异常激烈。同样在电视辩论上，克里甚至拿小布什的名字开涮，因为小布什的全名叫George · W · Bush，克里就说这个W代表着“Wrong”(错误)。小布什也没有当回事，反笑克里的脸长得像驴。众所周知，驴既是愚蠢的代名词，又是民主党的象征。 小布什临下台时在伊拉克遭遇了“扔鞋门”——记者会上被一个记者扔鞋袭击，瞬间全世界都知道了。在阿拉伯世界，扔鞋被视为奇耻大辱。平时嘴巴笨拙、受尽媒体“欺负”的小布什这次表现良好，一是受益于热爱体育运动，矫捷地躲过了两次袭击；二是嘴巴异常灵活，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看清楚了，那是一双大号 鞋！”更绝的是说：“我看到了伊拉克的民主。”巧妙地化奇耻大辱为备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贴金。这一次小布什的表现可以得B加，比起他学生时代的“常C生 ”，算是进步不少。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豁达、幽默、舍得自己——也可以说愚人精神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不愚人必然走向愚民，不过这属于另 外一个话题了。
2008年的总统选举，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激烈的。这既反映在两党内部的混战，又表现在两党间的纷争。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此严
峻的局面，并没有妨碍候选人们的“愚人精神”。本人有幸看了从初选到党内提名到终选全程电视直播，对那种剑拔弩张、插科打诨和君子风度瞬间游刃有余的转换
深有体会。而在美国媒体、书店、街头、服装店……，以政治人物做笑柄的作品、海边、文化衫随处可见。
回想起2005年底，国内万众瞩目的大片（也有人叫“大骗”）《无极》（也有人叫无能之极、无聊之极和无耻之极）在卖够了关子之后，终于拉下了盖头。与此 同时，一部由无名之辈胡戈炮制的短片（“短暂地骗一下”呵呵）《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迅速走红，风头一度压过《无极》，这部短片据说有隐射、丑化 《无极》之嫌，让一向清高的大导演陈凯歌大发雷霆，上纲上线，扬言要起诉胡戈。陈导此举立即遭到网友炮轰，他的小肚鸡肠甚至连他的前妻洪女士都看不过去， 在博客上写文章，狠狠愚了他一回。
在美国，每年一度的“奥斯卡奖”闪亮登场之时，专和它过不去的“金酸梅奖”也鸣锣开道，名目繁多，指名点姓，尖酸刻薄到极点，也没有见谁去起诉这个组织。而在中国，前几年一家娱乐网站搞了个“中国十大丑星排行榜大评比”，臧天朔“不幸”名列其中。客观地说，此君的确其貌不扬，认为他丑，是公众投票的结果。但此君不依不绕，硬是和对方对簿公堂，把一件轰轰烈烈的娱乐事件搞得灰头土脸。
同为娱乐人物出身，陈凯歌、臧天朔和里根的表现为什么如此大厢径庭？可能有人要归咎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不得不说是个误会，或者说误会了一半。
的确，基督教的立教基础，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人生来就是真理的化身，因而儿没有人享有被评头品足的豁免权，公众人物更是如此。而在东方的皇权或曰官本位意识里，天子是真理的化身；那些形形色色的土皇帝和多多少少有点权柄的人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虚妄。这就是“愚人精神”在不同土壤里不可能接出同样果实的原因。
所谓“愚人精神”，我以为，就是在善意的前提下，“愚弄人的精神”加上“娱乐人的精神”；“愚弄”是为了“娱乐”；既“愚人”，也“自愚”。可以说，“愚”已经等同于“娱”。陈凯歌的“症状”，正是典型的“愚人精神官能症”或“笑神经缺乏症”。都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片面的。从古至今，在中国都存在一个和官方意识（也叫庙堂意识，主流意识）相对应的民间意识（也叫江湖意识等，非主流意识）。
在以官本位、父权、夫权等为特征的封建文化中，专制主义威压无处不在。服从就是秩序，服从就是法律。气氛萧杀压抑，无数祸从口出的惨剧使得人人自危，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明哲保身是最高生存哲学。什么都是一本正经，连假话都要认认真真地说，认认真真地听。在官场，有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潜规则，以至于 大会上讲者照本宣科不知所云，听者半梦半醒如坠云雾。而在商场，则有一句近乎无耻的定律在流行：“1，老板永远是对的；2，如果老板不对，请参照第1条。 ”形形色色的职场书籍，都肆无忌惮地宣扬着马屁原则。这样的文化是断然缺乏愚人精神的。当然，上级可以愚下级，那叫“与民同乐”、“爱民如子”或“平易近 人”。但更多的“愚民”不是使其“娱乐”，而是使其愚昧的意思。相应地，下级绝对不敢愚上级，那叫“犯上”，那叫“忤逆”，最多不过孩子似的“撒娇”或太监似的“自宫”；即使是最大胆的忠臣，也不敢突破“为尊者讳”的戒律和脑袋搬家的风险，只敢采取归谬法为内在逻辑的“讽谏”这样谨小慎为的方式，唧唧歪歪、忸忸怩怩、含含糊糊、哆哆嗦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平级之间最为微妙，一般只敢于“愚己”，不敢“愚人”，否则会引起含沙射影的误会甚至授人以柄的麻 烦。他们的“愚人精神”仅仅表现在对天气、女人、花鸟鱼虫和琴棋书画这些安全范畴内无关痛痒的评头品足上。电视连续剧《宰相刘锣锅》中的刘锣锅是个另类， 他在“自愚”的同时，处处“愚弄”和珅，对皇上也敢偶尔“娱乐”一下。即使抛开剧情的戏说性质，仅仅从他的下场就可以看出，官场是“愚人精神”的真空地带。
即使现在的官场，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积淀了几千年的“愚人官能后遗症”。由于长期压抑，言不由衷，表情单一，笑神经萎缩，官场人士很容易患上面瘫这样的怪 病，我称之为“愚人官能后遗症”。仅我所知的病例就有多起。10多年前我的大学系辅导员就得了这个病，每次发言我们都得侧身聆听。这次春节回家，我的一个 中学同学又突发此病，一只嘴巴歪得连半张脸都拉了过去，医生告诉他治愈的希望渺茫。官场煎熬了十五年才到手的副县级就此打住。很显然，他的歪嘴形象上对不 起组织，下对不起老百姓，中间还对不起老婆。显然，此君成也“愚人官能后遗症”，败也“愚人官能后遗症”。
而在民间，气氛则大为宽松。大家知根知底，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高贵多少，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人生苦短，在辛勤之余，难得相互“愚乐”一下。只要不谈国 事，不留下“文字狱”的案底，就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实际上，以“愚人”为核心的诙谐文化——形形色色的切口、行话、黑话、俏皮话等等，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地位。如果说欧美有肖·伯纳、欧·亨利、马克·吐温、卓别林等等“愚人专家”，中国也有古代的东方朔、吴承恩、现代的鲁迅和当代的痞子王等“愚 人大师”。他们各自以独特的讽喻、讽刺、摹仿和调侃等“愚人”方式将庙堂文化和精英人物的道貌岸然消解得支离破碎，荒诞不经。
即使经历了那场“愚人之死”的文化浩劫，愚人精神、特别是“愚人文艺”在民间依然顽强的传承着。比如，各种地方戏中的丑角艺术，东北的“二人转”，京津地 区的相声、小品和评书，四川地区的“龙门阵”和评书，港台地区的“无厘头”文化和近年来的新民谣、手机段子等文化，就是以“愚人精神”——既愚人，又自愚 为主要包袱的。赵本山的持续火暴、小沈阳的崛起和相声界的“孤独愚人”郭德纲的窜红，一再反证了人民是多么渴望“愚人精神”！而新词汇、手机段子、新民谣 的持续发展——如“呕像”、“粪青”、“忽悠”、“脑残”、“打酱油”、“做俯卧撑”、“雷人”、“被和谐”、“被自杀”、“被失踪”、“躲猫猫”等，特别是去年以 来的愈演愈烈的“山寨现象”，证明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坚韧生命力。有好事者将其拔高为“后现代”、“解构主义”和“新语文运动”的理论高度。当然，在某些患 上“愚人神经官能症”的高雅人士眼里，这些民间“愚人活动”摆不脱低俗的恶名（如被称为“恶搞”）和边缘化的宿命。
而陈凯歌等人和里根的差异，恰恰表现为民间的“愚人精神”不幸地遭遇到了“愚人神精官能症患者”。而前两年湖北作家因为写小说“含沙射影”被人对号入座而 或获刑的荒诞灾祸，也印证了“愚人精神”在中国艰难的螺旋式发展中，有时候还不得不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这也说明了，愚人精神在从诞生之日起的强烈讽刺向宽容和娱乐嬗变的过程中，必然遭遇一些逆流。
科学研究表明，人是快乐动物，有娱乐的本能冲动；人是社会动物，在娱乐自己的同时，免不了娱乐他人；人又是智慧动物，会将娱乐的能效发挥到“无极”（无极 限）甚至娱乐之死的地步。无论从医学，从生物学，还是从社会学上讲，愚人不仅无伤大雅，还有益身心。首先可以减轻压力，舒缓神经，解决矛盾，还可以展现人 格魅力，和谐人际关系，提高沟通效率。“愚人精神”不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一种品质，它代表着智慧、自信和宽容。往小里说，它不可避免地塑造着一个个个体人格，往大里说，它可以主宰一个民族素质和气质，甚至影响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历史进程，绝不是耸人听闻。
一年一度、没心没肺的“愚人节”又到了，形形色色的愚人游戏又将出其不意地上演，愚人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愚人才华，愚人不 倦，生命不息，愚人不止，扎扎实实地做好“送愚人进城、下乡、进课堂活动”，只要不“愚人至死”，就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奏出几个快乐的和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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