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激进主义思潮
所谓“激进主义”，是一种类似“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它以主观愿望超越客观实际为特征，希望超阶段、加速度发展中国。本书第二章所述“文革”期间出现的“血统论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就是激进主义的两种表现。改革开放时期，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思潮，一是“极端民主化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复古怀旧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现代化。在l988年夏季抢购风之后，两股思潮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成为导致1989年“六、四事件”的思想根源。第三代人一部分是激进主义者，主要是其中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另一部分则采取了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可称为“稳进主义者”。
第一节 激进主义盛行的中国
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盛行，是中国一大国情。本书所提“激进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急于革命、急于改革、急于发展，主观愿望超越现实的一种思想方式、一种社会思潮。
激进与保守，是相对的概念，在各个具体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中，从林则徐、魏源直到洋务派，主张学西方船坚炮利，是激进的，而主张闭关锁国，是保守的；甲午战败后，激进主义思潮大盛，谋图政治改革，康．梁、谭嗣同是激进的，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是保守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是激进的，要在中国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而康、梁主张君主立宪，是保守的，他们认为，中国人长膝盖就是为了要给皇帝叩头，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鲁迅、陈独秀主张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是激进的，严复尊孔，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保守的。激进，有“革命”、“进步”的含义，也有“过激”的含义；保守，有“停滞”、“倒退”的含义，也有“稳定”、“缓进”的含义，就词义来说，并无褒贬之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顽固坚持闭关锁国，复古倒退，残酷地扼杀一切改革，逼得革命者不得不采取激烈的革命态度，这样的“激进主义”，实际是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而革命者成功之后，往往延续其激进的改造社会的纲领，这就是革命者自己的责任了。
本书所述“激进主义”，特指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急于改革、急于发展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分为两种，一是极端民主化思潮，以西方政治模式为理想，急于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这是开放以后从西方输入的思想；二是复古怀旧思潮，以农民式的乌托邦为理想，企图实现一种无弊病的现代化发展，它的思想根源，是历史上广泛流传的民粹主义(见本章第三节)。
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复古怀旧思潮，理论导向和价值标准都是对立的。但两种思潮既然都是“激进主义”的，就必然有相同的“激进”特征，这就是：
超阶段。脱离中国国情，企图超越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唯意志论。不顾现实条件，想用主观上过激的态度去加速历史发展。
理想模式。分别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农民式乌托邦为理想模式，企图以理想模式规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道德至上。在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中，偏重道德而忽视历史规律。
“矫枉过正”。激进主义者也承认人不能任意创造规律，不能超阶段发展，但是他们总不甘心或说无耐心做点滴改良。这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和“要想开窗户，必须掀房顶”之类的话就盛行起来，用马列主义理论术语来说，就是片面地主张“历史合力论”。恩格斯说过，历史是合力造成的，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好像平行四边形的边线，而历史的发展就是无数平行四边形作用的结果，历史是按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方向发展的。激进主义者宁肯去做平行四边形一条过激的边线，认为角度越偏，力量越大，就越能促进历史的发展。
斗争哲学。把矛盾的斗争看成是发展的唯一动力，把矛盾的统一看成是斗争的结果，是在事物存在的意义上低于“斗争”的东西，片面强调社会各阶级、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利益冲突，而否认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可能性。
强调对抗性而贬低非对抗性。矛盾虽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通过斗争，矛盾斗争又不一定发生对抗，即使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有非对抗性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激进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即使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往往发生对抗。有人总想建立一种政治压力集团或政治反对派，从对抗、斗争中求改革，以牺牲稳定求发展。
崇尚革命而贬低改良。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有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对改良主义大加批判。后来的理论界，就把暴力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直到我们上大学时，老师还在讲“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暴力革命”，反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此，“革命”的意义也渗透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还是把革命的意义放在改良之上，仿佛说“革命是一场改良”，就贬低了改革的意义似的。这就容易使人在改革中，倾向于采取“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运动式的”革命手段，有人甚至去直接组织学潮。其实，“革命”是指推翻或打碎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把改革和“革命”联系而不与“改良”联系?这恐怕是由于，激进主义的思潮普遍存在，人人崇尚革命而贬低改良，所以明明是改良性质的东西也一定要在革命的名义下，才显得有意义有感召力吧!?
对政治斗争的片面解释。把政治完全看成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有通过对抗性的斗争才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否认政治也是一种共同利益的调节和管理过程，否认理性和规则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否认对话、批判、宽容、谅解、妥协、共识、让步在政治斗争中的意义，把政治斗争永远看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东西。
时间上的急躁情绪。此点在孙中山那里就有表现。1
905年严复在檀香山与孙中山有一场著名的辩论，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低，不宜革命，只能通过教育和工业，点滴改良。
孙中山说：待河水自然之清，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生有限，我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革命事业。
“有生之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他的一辈子，以毕生精力去为一个事业奋斗是可敬可佩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族精英之精华所在，大丈夫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但是尽毕生精力去奋斗一件事业是一回事，一定要在几十年内完成一件事业又是一回事。有些大的事业是要几代人前赴后继才能完成的，急于一代人完成，就难免产生激进主义。在第三代人当中，由于“文革”时期耽误了10年，急性病可能更重一些，总觉得要以加速度奋斗，夺回损失的时间。这就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耐心。
掌握以上激进主义思潮的特点极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来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它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作为阶级分析方法一种学术上的补充。
第三代人一部分人是激进主义中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另一部分人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稳进主义者，由于有后一部分人的存在，总体来讲，第三代人激进程度较轻。相比之下，第二代人更倾向于复古怀旧思潮，第四代人更倾向于极端民主化思潮，这两代人的激进程度要高于第三代人。
在1988年夏季抢购风之后，极端民主化思潮与复古怀旧思潮合流，激进主义空前强大，比保守主义思潮占了绝对优势。这是第三代人内部分裂的结果，是第三代人中主张稳进主义的“稳健改革派”不够成熟和壮大的结果，也是第三代人本身尚且弱小，不能左右中国社会的结果。当激进主义泛滥时，第三代人上不能制止第二代人和广大群众中的复古怀旧思潮，下不能制止第四代人中的极端民主化思潮，他们自己也分裂为三(极端民主化思潮、复古怀旧思潮和稳进主义)。从思潮角度研究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第三代人对危情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化，但仍缺乏共识，不能团结起来克服危机的特点。
当然，激进主义的泛滥，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并非某一部分人所能制止的，这主要是第五章讲到的，改革第二阶段面临的困境：
——“浮财”吃光，进一步发展受到利益再分配的制约，产生利益矛盾；
——改革第一阶段的成就，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各种改革的要求层出不穷，超过了、可能性；
——各种利益主体大量出现，具有活力和刚性，中央控制能力减弱；
——在双轨制条件下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加剧；社会道德混乱；
——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各种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弊病，等等。
上述问题的集中爆发，是1988年夏季的“抢购风”。酝酿很久时间的改革关键问题——价格改革，居然在两个月之间被30亿居民存款冲掉，说明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业已出现：群众的舆论和情绪，正在向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有人说这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接受资本主义，或者说不接受改革的弊病，不论怎么说，实质是一样的，广大群众由一致拥护改革，已经发生逆转。
“抢购风”造成了中央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也造成了社会心理的大转变。据社会调查，群众对于改革的支持率一下子降低了20个百分点，从70％多降到50％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
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总会有人得利，有人受损。改革第一阶段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好，大家都在得利，类似蛋糕做大了，每人都吃到了，只不过有人多吃一口，有人少吃一口，基本上是皆大欢喜，并期望蛋糕做得更大。
但是到改革第二阶段，人们发现蛋糕不能再任意做大，就转而注意内部份额的分配。十分不妙的是，蛋糕的分配竟然极不合理!于是乎人们愤怒了，“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情绪开始强烈起来，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强大的社会思潮。在当时的报刊、宣传上，文必骂腐败，在各种研讨会上，言必骂官倒，人们表面上是在骂改革中的弊病，实际上多少在骂改革本身。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对改革不能认同的社会心理危机。由于这时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反腐败、反官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具有极大的正义感、道德感，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和义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任何激进不够的论调都将被无情地抛弃。正如1964年的团中央九大提出“四个无限”；要求青年们对毛主席“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一样，青年们不久就发现教育他们的人也没有做到“无限”，于是就把他们打倒了。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法国大革命，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激进主义就像走马灯一样逐步升级，一直升到极端总爆发，任何人也阻止不住。新中国第三代人此次也遭遇到同样下场：他们启发教育了第四代，而又被第四代所抛弃。
第二节 极端民主化思潮
西方民主思潮，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就盛行于中国，解放后经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曾多次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民主思潮再度传入中国，影响了一部分人。
西方民主主义，概念十分广泛，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到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层出不穷。“人权问题”近年来成为美国的一种战略武器。至于中国的极端民主主义者从西方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本书未能做详细研究，实际上，中国的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未必加以详细区分，而是在一般意义上，兼收并蓄地引进西方民主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反民主的理论如熊彼特的“精英政治论”，亨廷顿的政治学等等。
在改革开放中，极端民主化思潮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是从经济思想、文化思想逐步发展到政治思想的。
1.从“趋同论”到西方模式
在完全计划经济、闭关自守时期，我们几乎将所有商品经济规律都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承认各国现代化中有共同规律，承认科学技术无阶级性、承认管理的二重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承认发达国家的物质、精神成果中有人类的共同财富。
从正确的前提出发，过分强调共同规律，就出现了“趋同论”，即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计划化、社会主义走向市场化；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社会制度融合、东西文化融合。“趋同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是强调中国学习西方，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向西方靠拢，开放是从西方引进。“趋同论”进一步发展就是“西化论”，认为“西化”是现代化的实现形式。
这种以西方模式作为本国现代化目标的情况，几乎发生于所有后起国家，首先表现在以西方经济为参照系，制订本国“传统发展战略”，要在短期内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上赶超西方。其次表现在全面移植西方的经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一种“全盘西化论”，主张“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最极端的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对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探索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这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论。
2.文化激进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西方模式论把传统文化说成是与现代化对立的东西，主张彻底批判传统文化，要打倒屈原以来的文人士大夫精神，称屈原精神为“自觉的奴性”。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之后才有出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又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迷狂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
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笔下，中华民族的象征皆成为束缚自己发展的东西：黄河是万恶之源，长城代表僵化保守、而龙则代表专制皇权。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一个历史错误，社会主义建立后没干多少好事情。
更加全面彻底的文化激进主义，集中表现在一句话上：中国欲发展,“必须经过300年殖民地。”从世界主义者角度看来，各民族优胜劣败乃是自然规律，强者侵略弱者是合理的，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弱者的发展。这种理论在实际上只被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所用，用来论证侵略的合理性。作为被侵略的国民族，决不能采取这种理论。正确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应该是承认一切民族生存的权利，落后民族决不能自甘沉沦去做亡国奴，而是要讲民族主义，去争取平等竞争和生存的权利。若真搞300年殖民地，中国只能彻底灭亡，决不会300年后再强大起来。痛感中国落后，只能图谋自强自立，绝不能崇洋媚外，丧失民族气节。我们第三代人中的优秀分子，虽然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在骨子里仍是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我坚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3、政治激进主义
1988年抢购风后，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经济激进主义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其标志是“政治全能主义”的提出，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根本不存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其他体制。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如农村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结果，而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是政治革命的结果。而经济改革的失误，也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
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改革的长期滞后。这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它不仅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改革，动摇了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给旧势力提供了复旧的机会。”
“我国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逃离意识、腐败现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固然与改革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旧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的束缚和制约。”
把一切弊病归于政治体制，想用民主改变国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当经济改革陷入困境，人们就去找政治原因；政治改革会不会陷入困境?没人考虑。如果陷入困境，人们又会说：这是中国人民主素质不高，必须找文化原因。文化改革再不行，人们又会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源还是在经济。这种不断升级、不断循环的思维方式，最终又会回到起点。政治激进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出改革而忽视生存和发展，突出生产关系变革而忽视生产力。当农业丰收时，人们归功于承包制而忽视了好气候和前些年农业投资的作用；当农业徘徊时，又有人归昝于承包制而急于搞规模经营。当改革带来繁荣时，人们否认“浮财”存在，仿佛一切都是改革带来的，改革可以使天上掉馅饼；当浮财吃光，需要付出努力创造财富的时候，人们又归咎于体制改革不彻底。这种“改革万能论”与“文革”期间的“继续革命”论虽然在方向上是相反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相似之处。我们批判了多年形“左”实右，却忽视了原来还有一种形“右”实左的存在!
极端民主主义者最大的缺点，是忽视中国国情。他们极力宣扬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集合自由，却很少考虑在中国现代化初期实行这些制度，会带来何等后果。此点在下一章谈到“现代化阵痛期”时还要论述。
极端民主主义在青年中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有影响，而且经常见诸予行动。从“西单民主墙”到民刊，从学生竞选人民代表到要求新闻自由，数年来学潮几起几落，直至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出现了学生自治组织，要求与政府对话，甚至采取了绝食手段。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尚不完善，也由于西方民主思潮的传人，两种原因俱在，不可偏执一词。
第三节 复古怀旧思潮与民粹主义
复古怀旧，本应与“保守、倒退”相联系，本书将它作为激进主义的一支，说它有“急于革命”的特点，是有条件的。本书所指“复古怀旧思潮”特指10年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以农民式乌托邦为理想模式，有明显的空想主义特点；它在理论上并不反对现代化，甚至急于实现现代化；这种“急于”的程度相当之大，以至于企图超越现代化必经的历史阶段，排除现代化的一切弊病，避免现代化的一切代价。每当现代化进程出现弊病，他们就认为这是偏离了现代化的理想模式，急于排除之，甚至于改变现代化的导向也在所不惜。每当现代化大生产的弊病显露出来时，他们就发思古之幽情，美化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种复古怀旧思潮，在1988年改革受挫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与极端民主化思潮合流，成为“六四”事件的思想基础。
复古怀旧思潮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的理论根源，是民粹主义。为深刻认识复古怀旧思潮，我们首先依据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研究，对民粹主义作一剖析。
列宁对民粹主义有许多论述：
“我们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这三个特点是：
(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础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狂叫。
(2)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农民村社被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础”的理想化。
(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的力量。”
“从自己的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与资本主义作战，民粹派分子把任何历史的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
“宁肯停涝，而不要资本主义发展，——实质上这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
“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
“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
“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
综合列宁的记述，我们可以对民粹主义进行如下描述：
第一，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工业化运动其二重性。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历史进步，也伴随着血和火，从近代的原始积累、殖民掠夺、世界大战到现代的环境、人口资源、精神危机。工业化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残酷性，同时反映到人类思想中，即形成了民粹主义思潮。
第二，许多民粹主义者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从真善美出发，从人道主义、正义概念出发，批判工业文明，虽然在当时历史时期站在工业化的对立面，但为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如托尔斯泰，他既看到农奴制度必然崩溃，又厌恶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看不到出路，他越来越寄希望于宗教、沉迷于道德净化。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这种深刻的思想矛盾和历史矛盾，从而对人类思想史、文学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三，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认识到：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一方面对工农群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持肯定态度，在道德上持批判态度。在感情上留恋田园生活，他们实际是站在农民立场上反对工业化的弊病的。
第四，民粹主义者往往对‘民族传统’、‘田园生活’、农业社会加以美化，并用来与工业化中的弊病对比，其复古制退主义是十分明显的。
第五，民粹主义者往往有一整套乌托邦方案，他们幻想不破坏田园生活、不经历工业化的弊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直接跨入后工业社会。民粹主义者的超阶段乌托邦方案，一旦掌握了政权强制推行，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历史大倒退。
第六，民粹主义较多地表现为群众情绪、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而较少表现为系统的理论形态。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七，由于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所以民粹主义也是世界性的思潮。
民粹主义在中国流行甚广，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
1、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痛斥资本主义商业的欺诈，欧文从资本家变为新乌托邦的试验者，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批判其弊病，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建立“全体人民的公有制”，明显带有超前性和空想性。
马克思批判了其空想性，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仍然主张用无产阶级全民所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承认“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甚至从历史发展角度肯定十字军东征、原始积累、拿破仑侵略和东印度公司瓦解了印度的村社。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工农群众、殖民地人民具有无限同情，痛斥剥削和侵略。在晚年马克思甚至希望俄国的农村公社不要瓦解而直接进入：工业社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落后国家掌握政权后，从理想主义出发，必然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即使不得已利用商品经济，也不能容忍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出现的弊病。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弊病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要避免这些东西。一旦这些弊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就主张开倒车。
2、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与乌托邦。古代墨家主张“兼爱”，由于没有操作性而失传，但平均主义思想却在农民中广泛流传。历次农民起义喊出的最高口号就是“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无论其成功与否，封建等级制的最大不平等却一直保存下来，小农平均主义是以默认皇权的腐朽堕落为前提的，这是它的极大虚伪性。在知识精英层即文人士大夫中，道家、佛家的空想遁世主义又极为严重，常常梦想“桃花源”，梦想“清官、明君和伯乐”。如果说儒家思想经过改造尚能形成一种适应于商品经济的道德规范的话，那么小农平均主义显然起着阻碍竞争的作用。
3、左翼运动与痞子精神。工农运动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搞得如火如荼，提倡劳工神圣和暴力革命，肯定“痞子运动”，农民抓土豪、戴高帽子游街。发展到文革，就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大老粗要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痞子运动万岁”的口号。工农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是积极的，但同时包含了类似民粹主义思想成分，即认为“越穷越革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仇视商品经济，盲目排外和轻视知识分子。
4、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工业化的思潮，还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略而得到了加强。民族感情是人类最为尊严的一种感情，当外族的先进生产力入侵到落后民族，必然引起对整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反抗。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浪漫主义，往往与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而取得胜利，采取严厉打击外国资本与其它民族资本的政策。盲目的民族主义还常常导致闭关锁国，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在近代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族感情十分强烈。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有本能的反感；认为那是一条充满侵略剥削、欺诈的道路，我们则应走一条与他们本质上不同的“自己的路”。
民粹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为一股思想暗流，在改革后5年发展起来，成为“复古怀旧”思潮。这股思潮的基本内容是，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应出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多年来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下无失、无通货膨胀、无经济危机、无两极分化等，已经深入人心，一旦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人们就在理论上或感情上不能接受，认为在改革中引入了资本主义范畴，在开放中引入了买办和租界，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至少是政策失误造成的。它否认这些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而幻想又实现现代化，又避免“分娩的阵痛”。复古怀旧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态度，不是实证的而是审美的，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讲究“神似”而非“形似”，讲究“表现”而非“再现”有关，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加入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而忽视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实证性分析，特别在事物本来面目不符合他们理想的时候是这样。抱有这种态度，使复古怀旧思潮把目光和感情投向过去，而这种“美好的过去”是被他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所美化了的。比如：许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通货膨胀”，他们忘了，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收入和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二三十年不长工资；又有人对数千万民工进城感到不安，他们忘了，过去这些人是被强行束缚在农村里的。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带有这种审美特征，他们宣扬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却没有吸收西方的实证主义。
我并不否认民粹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也不否认复古怀旧思潮有积极合理的内容。它所以使我们在发展最具现代化导向社会集团的时候，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它从道德角度出发对现代化弊病的批判，对建设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制约现代化中由于两种体制并存所出现的腐败；它强调中国国情和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有助于在现代化中社会急剧变迁时维护社会稳定……总之，民粹主义之类的思潮的存在，既是现代化的对立物和批判者，又是现代化弊病的揭露者和制约者。这类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对于现代化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相反相成"的条件。但是这类思潮一旦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成为指导性思想，就会改变现代化导向，使刚刚起步的现代化事业重新陷于停涝、倒退。所以我认为，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现代的“复古怀旧思潮”，作为现代化的制约者是有益的，作为现代化的“主流思潮”是反动的。
第四节 两派合流-激进主义鼎盛
极端民主化思潮与复古怀旧思潮，本是极为对立的两种思潮，但在1988年经过几个环节，却由对立变为合流，真是思潮史上的一大奇迹，现代化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
第一个环节，惊呼“改革变形”，现实中的改革不是他们所希望和想象的那个样子。有一篇文章列举了改革变形的几个方面，如官例私倒、以权谋私、脑体倒挂、教育滑坡、道德败坏等等。
第二个环节，是“政治改革论”的出台。人们将“改革变形”归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舆论，如要求选举自由、新闻自由、消除腐败等等。
第三个环节，是“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口号的出台。这就使两股思潮合流得以完全实现。极端民主化思潮将“官倒腐败”的出现作为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的论据，而痛恨以权谋私，向往清官，又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心理。“反腐败官倒”口号的提出，使极端民主化思潮扩大了群众基础，又使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以理论化。更加有戏剧性的是，“反腐败，反官倒”，又恰恰与巴黎公社原则相一致!又恰恰为党和政府所接受。在当时的形势下，简直是鱼龙混杂，火上烧油。无论什么人，出于什么立场和理论，骂起“官倒腐败”来，总是“响当当”的。
党中央和政府一向是反对腐败、整顿党风政纪的，但在当时形势下，人们期望抓出“大官倒”
来，“惩治官倒”口号的提出，不仅没有平息群众情绪，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我们党多年来向人民宣传的口号、向人民提供的衡量革命政党的标准，现在被人民拿来衡量干部在改革中的表现，也被极端民主主义者作为口实加以利用。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情况，某一不科学概念的提出，作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往往形成过高的政治动员，如果这个概念的法律概念不清，就会在“打倒”中破坏法治。当年“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就是如此。“牛鬼蛇神”，这类形容词也作为打击对象，人们找不到“牛鬼蛇神”，就开始给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剃阴阳头、挂黑牌、画漫画，丑化形象，把人变成“牛”、“鬼”、“蛇”、“神”，然后去斗争。这次“惩治官倒”也类似。本来对于行贿受贿、以权谋私、党政干部经商、投机走私等行为，法律和党纪政纪早有规定，依法惩办就是了。再提出一个带有形容词成分而缺少法律含义的口号来，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非理性情绪，提高了社会动员程度，也给各种势力以可趁之机。这就使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复古怀旧思潮得以结合，从而使激进主义大肆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改革史的一大教训，也是执政史上的一大教训。以1988—1989年为转折点，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