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涌现出一批新的女性，她们尝试着走出家庭，反叛家族安排给自己的命运，为此，她们往往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求学，寻找自己的事业和所爱。而时代很快又使她们不止于只是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个人的幸福，还加上社会的重任，民族的使命。
我们在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就看到这样一位新的女性。如作者所述，王桂英和很多女子一样，是从小说和戏剧里认识了这个时代的。她不满意她的生活，因为她确信，只要能够脱离这种生活，她便可以得到悲伤的、热烈的、美丽的命运，像小说和戏剧里那些动人的主人公们一样，她将有勇敢的、凄凉的歌。一切平常的生活于她毫无意义，她不理解它们。她需要轰轰烈烈、需要过一种不平凡的、总在聚光灯下的生活。她曾经教过三年小学，生活平静而清淡。后来她觉得，这三年的生活，是空虚可怕的，青春的年华不是常常有的。因此，王桂英渴望试验自己的热情。为此她不惜激烈斗争乃至付出性命。她并不追求金钱，显贵，并正是因此和哥哥闹翻。她宁可说是追求才华，追求辉煌、甚至愿意为此牺牲，当然，不是那种平凡、默默的、长期劳苦的牺牲，而是在众人注目中壮烈的牺牲。
她是新的女性。所谓“新”，就在于她和时代结合得如此紧密，她被时代所“动员”，她又是这个时代天生的弄潮儿和最为热情的“动员者”。不过，作为一个“女性”，她对时代的投入又还是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她要通过爱一个人来爱这个时代。而在她年轻的视野中，最不凡的人物也许只有蒋少祖。她来到烽火连天的上海，偷偷与已经是有妇之夫的他相爱，并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行为有很多可以让人理解和谅解之处，但有一点是可能还是让人难于释怀：那就是她在一种压力之下，杀死了自己的新生婴儿——如果她成了她自由的羁绊。虽然那同样是戏剧性的：在一次长长和深深的“吻”中，她使她的私生女儿窒息而死了。后来她和一位善良、单纯、挚爱她的叫夏陆的青年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即便是爱情，她也不愿意平淡。再后来她去了电影公司，终于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功。
小说对她与时代感应的心灵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那是在听到中国军队克服真如的消息之后，她拉着蒋少祖来到了街上：
……挤在激动的人群里奔跑，王桂英有着狂热和矫情，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件惊人的事情。她要使所有的人看见她，崇拜她。……王桂英，陶醉在奇异的力量里，被这个力量支持着和诱惑着，突然地跳上了十字路口的岗位台。她战栗着，庄严地在岗位台上走了一步，明白了她是自由的。她做了一个动作——她掠头发，在那种肉体底特殊的快感里，感觉到这个自由是庄严而无限的。她明白了她底新的地位：她站在高处，群众在她底脚下仰面看着她。…… 王桂英看见下面有波涛和漩涡，－先前，她是被吞没在这些波涛和漩涡里面的，但现在，她成了这些波涛和漩涡底目标了。王桂英庄严地凝视着人群，举起手来。她底目光扫过人群。人群安静，她开始演说。“各位同胞，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生和死摆在我们面前！死里求生或者成为日本人底奴隶，要我们自己选择！”王桂英愤激地大声说，并且做手势，“我们失去了东北！我们底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说了什么？我还要怎样说？”她微弱地、温柔地想；从这个思想奇异地得到了慰藉。－“我们难道还能够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她大声说－“他们感动了，是的！”她微弱地想－“我们要组织起来，为了我们底祖先，为了我们底儿女，为了这一片土地，我们要求生，要反抗，要胜利！” “是的，我说得多么好！”她想，甜蜜地流泪。人群里面爆发了强大的、激赏的喊声，大的波涛涌了起来。
她首先感动了自己，然后也感动了人群。我们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那里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形象，但是，这样一种心灵活动是看不到的。即便在一种神圣庄严的投入中，她还是会时时想到自己。对个人形象的怜爱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虚荣心理和正义冲动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难解难分。
的确，王桂英的性格和命运使我们想起一些人，想起许多向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的人们，也想起中国曾经长期的“第一夫人”江青，也许这就是人性，还有作为女性的人性，是人性之一种。
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年代里，女性无论多么新潮，多么解放，无论来到了多么“明朗的天空”底下，也无论一度多么引人注目，她们的命运最后却还是常常由她们的婚姻来决定。那些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女性一个个嫁人了，而她们后来的命运就往往由她们嫁给什么人来决定。而即便是经过革命，这里还是“夫唱妇随”，很少有“妇唱夫随”。丈夫显赫妻子亦随之显赫；丈夫落魄妻子也随之落魄，即便是“划清界限”也没有多大作用。
王桂英自然没有像现实生活中的“第一夫人”那样达到如此显贵的地位。但有些东西两者似乎是相通的，比如在昆德拉最热衷的主题——政治和性方面。即便贵为“第一夫人”（也许恰是因此之故），她也长期不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甚至不能自由地去看他。而在这一方面的被压抑，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同时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她从另一方面得到了伸展。然而，这种政治上的伸展是多么地靠不住，它还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依附关系之上。我们只要看看一旦丈夫去世她是多么快地从高峰坠入深渊，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我一直诧异无论中西的许多女性主义者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这一可以深入分析、引出许多思想成果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