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动
□“方碑村试验”后续
27日,本报报道了如何加入何志毅教授等的“一帮一”计划的方式和途径,公布了目前全国51名出借人的分布比例后,在本报百万读者中再次引发激荡。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老总、一对曹姓母子在“诧异”之后率先立即出手:无息借出14万现金,对口支援方碑村的7个家庭重建永久性住房。何志毅教授等闻讯非常高兴和欣慰。何志毅当日专为本报的连续报道撰写了《方碑村试验的意义》,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让更多更大范围的受灾群众享受到该试验带来的成效。
曹家人借出14万
27日上午,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看了本报当天报道的《51人出借北京占五成四川仅1人》后,当即打电话叫来公司财务人员:“你马上按照这个账号,电汇10万元过去。”
27日下午3时,当记者赶到位于成都迪康大道的红旗连锁公司总部时,看到了两张建行高新支行的“电汇凭证”:一张10万元、另一张为4万元。流水号分别为510001596907和510001596908;收款人: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附加信息及用途为:付灾后重建借款。原来,曹世如电汇了10万元;其子曹曾俊电汇了4万元。曹曾俊是成都市青联常委、红旗连锁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曹世如说,她看了本报报道的《方碑村试验》,才知道方碑村需要帮助,“全国51个出借人,我们四川才1个!我当时很诧异。这是我们四川人的事,我们更应该关心。”
为什么四川才1个人?据曹世如分析:“也许大家并不知道这事,也许知道了也不晓得具体途径。我也是今天才晓得具体途径的。”她说,《华西都市报》5做了件大善事。她还建议:要更多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后能参与进来。
您不担心村民还不起或者不还吗?曹
世如一笑:“村民经过自己的努力仍还不起,我就当无偿帮助了他们;如果通过我们的帮助他们还了,我会很欣慰。”
至于为什么要学妈妈无息借款给陌生的方碑村人,曹曾俊说,他从小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里,“其实很难体会到那些需要帮助者的难处。我母亲长期关注、关心他人难处,我在她身边受到了很大影响。”
那么这14万元具体借给谁呢?曹家人表示,给方碑村7户受灾群众每家两万,具体哪7家就委托教授们帮着确定。
何教授非常欣慰
27日下午,当得知曹家人电汇了14万元的消息后,远在北京和上海的何志毅、寇全军以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总干事闫志勇分别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对四川爱心人士积极参与重建家园的“一帮一”活动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对本报关于“方碑村试验”的连续报道表示感谢。他们呼吁:请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让更多更大范围的灾区群众能享受到该实验带来的成效。
何教授当日还专为本报的连续报道撰写了《方碑村试验的意义》一文。 记者 曹笑 青兴海
□最新消息
一期项目款5月20日全部到账
本报讯(记者 曹笑 青兴海)昨日,北大商业评论总经理寇全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总干事闫智勇赶赴绵阳安县方碑村,与方碑村村支书李付军及部分村民举行了座谈会交换意见,承诺在5月20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进驻方碑村一周年前将一期218户剩余的145户的借款汇到账,并与二期的202户签订合同。
寇全军还分析了一期项目在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对项目开始后的估计不足,金融危机等对项目进度有一些影响。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将开展多项活动专门筹款。
据李付军介绍,一期工程中218户为统一修建,二期的202户目前也基本把房子修起了,村民自建房外形几乎都是红白色,但质量与统一修建的房屋相比稍显不足。
试验意义
方碑村试验的意义
□何志毅(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至今仍然难忘去年我在方碑村的两次落泪。一次是首次进村离开时,我们同去的三个人都为村民的巨大不幸而热泪滚滚,那种家园尽毁的场面让人震撼;另一次是我第二次进村住在小学操场上的帐篷里,一早醒来抬头从帐篷透气口上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内心有一种感动并充满了一种悲壮的力量。从那天清晨开始,我带着同事们走访村民,构思了“一帮一”的项目。因为我是学者,因此我希望不仅是帮一个村,而是能够成为一种模式,在今后的救灾和扶贫事业中发挥一些作用。
从那时至今快一年了,方碑村项目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218户新房排列在一起视觉上也很有震撼力,但整个进度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当记者问这是什么原因时,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组织和操作实施的问题。这个项目设计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发动大量城市富裕人群帮助受灾和贫困的农村人群,其想象空间是巨大的。可以估算,四川的受灾人群大约1300万,中国的富裕人口如果占10%有1.3亿人,其中更富裕一些而且有爱心的人口如果也是10%,就是1300万人,城乡家庭结构相差不大,都是一户三点几人。因此,两边大约都是400万个家庭。如果一户帮一户,问题就解决了。
这里有三个环节,一是借款人:富裕而有爱心的城市人群;二是受助方:受灾但勤劳而诚信的农村人群;三是中间的桥梁:传达信息、组织筹款、具体对接和实施。第一个环节并不难。第二个环节中很多人质疑农民的诚信。有银行界的人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对助学贷款都不还,小额信贷在许多地方试验也不理想,这种救灾借款能还吗?但我始终相信中国农民的诚信至少不亚于孟加拉国农民。尤努斯方案能够在孟加拉国成功,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基础,有一份研究说山东与四川的基础更好些,关键在于我们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能力。第三个环节是最难的,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募款?如何调查受助人的真实需求和还款能力?如何界定借助人和受助人的法律和情感关系(例如有人愿意实名,与受助者走得近一点;有人愿意匿名,只借款不联系等)?如何组织实施?如何保证回收措施?如何组织回收借款等,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努斯就是从作为一个教授设计方案到最后不得不跳出来亲自建立银行组织实施。可想而知,在实施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很多很多。
《华西都市报》报道了方碑村试验后,读者反应热烈。第一天就有两位热心人(一对母子)借出14万元帮助了7户家庭,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就把钱打进了方碑村的建设账户上。前几天当记者问参与方碑村项目的四川人有多少时,我还真答不上。因为初期我们是在北京的教授、学生圈子和《北大商业评论》读者圈里募款的。我相信,在《华西都市报》报道之后,会有不少四川未受灾地区的爱心人士参与这个项目。
我甚至设想:方碑村的款我们自己能够筹齐,《华西都市报》和读者是否能用这种模式再帮助一个村?如果《华西都市报》能帮一个村,然后四川其他有能力的各种群体能否也帮一个村?再有,对口支援安县的辽宁有没有媒体也跟进一下,在辽宁找富裕人群来帮助安县其他的村子?以此类推,其他对口支援的城市是否也可以这样做?
方碑村试验的成功不是在房子盖起来之后,而是在借款还完之后。所以我跟村民们说,你们代表了四川农民、甚至中国农民的诚信。这种模式在救灾阶段结束后,也可以应用到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面去。
2009年3月27日(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