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孔子的幸福经济学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惊觉在一个只奉行财富最大增长的社会中，同样蕴藏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在这一规则中，经济和社会被完全分开了，人们遵从的只是狭隘的利润和效率观。它在承认金融市场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同时，不仅忽略了回报缓慢的生产性投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常常忘记人们所说的社会代价。

       失业、痛苦、绝望、家庭不合等，即使用金钱来计算，也是一种极高的社会代价。但当代的经济理论或决策中，是从来不把这些负面的代价计算在内的。从力的守恒原理来说，当一项经济决策以失业或不稳定性为潜在力量施加给社会时，社会也必将在未来以犯罪、自杀或日常暴力反作用于这项决策。近日在法国和伦敦出现的罢工或抗议浪潮，其实就是一次对过去经济政策的反作用力。

       早在孔子时代，就对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有过深入的辨析。在儒家话语中，这两者的关系是以“义”和“利”这两个字来表达的。孔子是中国最早思辨“义”“利”关系的思想家，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一次将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讨论。

       “利”比较好理解，和现在说的“利益”意思相近，它多指人们对物质财富或权势等的需求，可看作是今天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义”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可以有多层次的理解。《中庸》中说：“义者，宜也”，宜在古代指祭祀。祭祀是当年最高等级的社会活动，作为祭品的牺性，最后由长老均等得当地分施给大家。古人认为这种合宜的获取行为是美的、善的，因而称之为义。所以总的说来，义与今天的“正义”意思相近，指合宜于社会的公正的道德、行为或道理，统称为义。冯友兰认为义就是社会的一种“绝对的命令”，它指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必须做的事。

       理解了这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再来看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论语》中的很多篇章，其实都是社会学的，它期望传达给弟子的是一种为政之学。很多语录即可指个人的行事准则，也可以用来考察社会全体。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泛指地位而言，并不仅指人格上的君子小人。君子说的是居于上位的执政者，而小人泛指居于下位的民众。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执政者处理政事要了解和明晰的是社会正义，而民众做事多考虑的是财富和利益。从个人行事来说，位居分配权力的君子如果只考虑自身利益，在品质上则成了小人；而位居平民的小人如见利知义，则可视为品质上的君子。

       一旦执政者，违背了这个原则，处处以经济利益为行事准则，或在社会中倡导以利益为中心，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孔子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这里的“多怨”指的就是民怨很多，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放于利而行”，对求利活动必须以“义”制约，要“见利思义”，权力者如果在社会中放纵自己对利的谋求，最终的结果反而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孔子期望执政者“义以为质”和“义以为上”。所谓“义以为质”，就是指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执政者要将义作为一切社会行为的本质和出发点。“义以为上”的含义是，在比较人的所有需求中，社会要将对正义的需求放在最先考量的位置上。只有这样做了，社会行为的结果才能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儒家在先秦时代，在哲学上对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深刻认知。儒家的义利观也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之一，指导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社会实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狭隘的经济理论，多一些对社会成本的计算，多一些对正义和幸福指数的考量，儒家义利观无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孔子的义利观，一直赞成民众对利的追求，甚至要执政者“因民之利而利之”。儒家对义利的不断探讨，期望实现的是一种合宜所有人需求的幸福经济学观，而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