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育学者亚当斯在《教育哲学史》（1913）中追溯了20世纪以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科学方法的更新，教育研究的中心不断转移，各种教育理论流派涨落其间。可以这样理解：近代早期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产生于英国（没有否认夸美纽斯的意思）包括密尔顿、洛克等人的贡献，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气质得益于洛克《教育漫话》的广泛传播。毫不夸张地说，洛克教育理论中所倡导的绅士教育目标塑造了传统英国人的全部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民族精神的教育学理论可以重新塑造一个民族。洛克之后，教育理论研究中心转移到法国，费乃隆、卢梭等人把法国人的浪漫主义生命色彩描绘得淋漓尽致。卢梭作为一代教育思想巨人，所提出的教育理论不仅鼓舞了当时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反教会、反封建专制的一面旗帜，而且影响了后来的裴斯泰洛齐、康德、福禄培尔直至杜威。卢梭以后，几乎所有自我标榜的现代教育家都受过他的影响。难怪有西方学者称，不理解卢梭的教育理论，很难理解卢梭的社会政治观。至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教育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恐怕是稍有教育理论常识的人所共知的。赫尔巴特理论经赫尔巴特学派传播，既跨越了整个19世纪的时间限度，也跨越了19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的空间限度，成为教育理论中的经典。从教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德国教育理论繁荣，实在不能说只有赫尔巴特理论，福禄培尔、贝内克、第斯多惠、莱因、斯托伊、威尔曼等人都曾在教育研究上作出过重要贡献。或许，正因为这一研究群体所形成的巨大精神效应，当时的人们对德国教育理论可以说是顶礼膜拜，就连美洲大陆的人也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到德国接受教育理论和文化的熏陶。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德国教育家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东方的日本和中国。谁能否认这种研究中心事实上的存在呢？

　　20世纪初，由于德国理论，准确地说是赫尔巴特理论，或者说是传统教育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面对新社会秩序的人们普遍感到不满足。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对传统教育学的超越��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在这场兴起于德国、波及整个欧洲的教育研究科学化运动中，美国人堪称后来者居上，从德国人手中接过教育理论发展的接力棒，把传统教育学推进到崭新阶段��教育科学阶段。在美国人眼中，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传统教育学的修修补补，更不是对赫尔巴特理论的改头换面，而是全面超越。在用英语写成的教育理论著作中，连当代德国人仍然感兴趣的“教育学”（Pedagogy、Pädagogik）一词也消声匿迹，研究教育学理论的著作变成了“Principles of Education”，而不是“Pedagogy”，教育学史著作变成了“The History of Education”，而不是“The History of Pedagogy”。传统教育学不仅理论体系荡然无存，其名称也被取消。看看20世纪人类教育学科的发展，许多新兴教育学科发源于美国，并获得了领先地位，如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社会学等。至于20世纪初兴起的教育思潮、教育流派，几乎每一种在美国都有其代表人物。人们今天讲到的当代西方教育理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几乎是用美国人的思想和流派来代替整个西方世界。当然，不排斥其中有以偏概全的倾向，但毕竟人们已习惯并接受了这种观点。这至少说明：20世纪美国人的教育研究走在了西方国家的前列。

　　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教育理论研究以美国为中心，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教育理论中心转移的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家共同体”的组成。以教育心理学为例，美国行为主义学派和认知学派的连续发展，就表明了这一点。每一群体中聚集了一大批卓有贡献的教育科学工作者，他们为营造一种理论气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且不断推陈出新，有所创造。斯金纳对桑代克的批评补充、认知派心理学家从不同侧面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以及当代教育心理学家将联结派和认知派整合，提出一种新的学习理论的尝试，都是学者群体不断探索认识的结果。至于人力资本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教育哲学中的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改造主义、分析教育哲学、人本化理论等，其后面都有着一大批研究者和信奉者。这种不同科学家共同体的贡献，推动着教育学科不断发展，使教育理论不断繁荣。与这种强大的学术阵营相比较，20世纪的德国就逊色多了。20世纪以来，德国教育理论也有较大发展。这不仅有早期的实验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学（详见本书第三章），也有中期的经验教育学、批判理性主义教育学及各种教学论流派，还有当代的批判教育学。但从整体影响来看，它们远不及美国人提出的教育理论。实验教育学昙花一现，文化教育学郁郁寡欢，范例教学论在结构主义课程论面前只能作陪衬，经验教育学死守一隅，其生命力极为有限，即使是目前人们感兴趣的布雷岑卡的所谓“元教育理论”研究，由于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和认同，它究竟能走多远，似乎也是个问号。

　　20世纪以来，美国为什么会成为教育科学发展的中心，这一问题涉及到的层面很多，本书不可能作具体、系统的考察，只能就这一问题表明笔者的观点：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确存在一个研究中心不断转移的问题。这既反映了教育理论发展的规律，也对人们研究教育理论提出了要求：一个国家教育理论的繁荣、教育学科的发展，不是靠一两个权威人物发号施令所能够实现的，它是社会发展、教育科学家共同体孜孜以求的结果，何况成为教育研究的中心？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科或许能从中获得某些启示。